夜色像块厚重的墨色绸缎，一点点铺满天空，老宅里的热闹却丝毫未减，反而随着夜色渐深愈发浓烈。姑姑、姑父们今晚都决意留下，陪着老爷子在乡下守岁——堂屋的八仙桌旁围满了人，厢房的床铺挤得满满当当，连走廊里临时搭起的木板床都铺好了被褥，裹着崭新的花被单，像一排整齐的小元宝。孩子们穿着新棉袄，兴奋地在屋里窜来窜去，清脆的笑声撞在雕着花纹的木梁上，又弹回来，在空气里荡出一层层欢快的涟漪。直到被奶奶或姑姑故作严厉地呵斥：“别疯跑了！小心撞着人，快钻进被窝暖着去！”才嘟着嘴，一步三回头地蹭到床边，不情愿地钻进暖和的被窝，眼睛却还亮闪闪地盯着大人说话的方向。
而对大人们来说，夜晚的重头戏才刚刚拉开序幕——陪老爷子喝上几杯。
八仙桌上，几只粗陶土罐并排摆着，罐口用红布扎着，掀开布角，一股醇厚的酒香就飘了出来。里面盛的是吉安乡下家家户户都会酿的糯米酒，色泽是温润的米黄，像掺了阳光的蜂蜜，入口醇甜绵柔，带着粮食发酵后的清香，度数虽不高，后劲却足得很，喝上几杯，脸颊就会泛起淡淡的红晕。除此之外，陈诚父亲从城里带回的好酒也整齐码在一旁：四特酒的玻璃瓶透着琥珀色，五粮液的红盒子衬得桌面格外喜庆，甚至还有两瓶珍藏的茅台，瓶身上的烫金字体在煤油灯的光线下泛着精致的光泽。可爷爷陈百顺连眼皮都没往那些名贵瓶装酒上抬，枯瘦的手指在陶土罐上敲了敲，径直对奶奶冯冬梅说：“舀点咱这米酒，再把角落那个小坛子抱来——就是我去年秋天蒸的高粱烧，给你妹夫他们尝尝鲜，这酒够劲！”
老爷子用指节重重敲了敲陶土罐，发出“咚咚”的闷响，声音里满是自得：“那些买的酒，花里胡哨的，瓶子比酒贵，喝不出半点粮食的本味。我就稀罕咱乡下这点东西，用的都是老辈传下来的古法，先把糯米泡上三天，再上木甑蒸得软糯，拌上酒曲装进陶缸，埋在灶膛边的土里发酵……就连这酿酒的家什，往后你们年轻人怕是见都见不着喽。”
这话并非虚言。村庄宗祠旁那片茂密的竹林里，确实藏着一整套老一辈留下的传统工具：巨大的木甑比人还高，甑壁上的木纹里嵌着经年累月的米浆；笨重的石磨蹲在青石板上，磨盘边缘被磨得光滑发亮，推磨的木柄包着一层厚厚的包浆；还有用来榨酒糟的木质器械，几根碗口粗的木头架成框架，下面挂着沉重的石锤，轻轻一拉，就能把酒糟里的酒汁榨得干干净净……从前村里酿酒、榨油、碾米，全靠这套凝聚着祖先智慧的家伙什，木头的纹理里浸着粮食的香气，也藏着整个村庄的集体记忆。
酒过三巡，杯盏碰撞的声音里，话题自然而然地扯到了村里的产业。提起那近七千亩的山地，老爷子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语气里满是自豪：“早年那些山啊，全是密密麻麻的松树，风一吹，‘哗哗’响，却不当饭吃。后来你太爷爷当村支书，拍着桌子跟人吵，力排众议领着全村劳力上山，把松树砍了，一锄头一锄头地刨坑，一棵一棵地栽油茶苗。那时候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了才回来，手上磨的全是泡，可没人喊累！”也正因如此，陈诚小时候，村里人几乎从不用外买油——每到霜降，油茶果挂满枝头，村民们背着竹筐上山采摘，晒干、剥壳、榨油，自家榨的山茶油装在陶罐里，开盖就是一股子醇厚的香气，炒菜时倒上一点，整个屋子都香得让人咽口水。榨油剩下的茶籽饼，从前还是毒鱼的好东西——虽说这法子现在早被禁用了，但陈诚至今记得，小时候和伙伴们揣着茶籽饼，跑到村后的溪涧里，把饼掰碎了扔进水里，等上一会儿，小鱼就翻着肚皮漂上来，孩子们欢笑着扑过去捡，裤脚全湿了也不管，那是属于童年最鲜活、最热闹的印记。
“要说咱们村最金贵的宝贝，还得是那个水库。”三姑父端着酒杯，抿了口高粱烧，语气里满是赞叹。那个面积上万亩的水库，是当年全镇人靠着一担担土、一双双手，花了好几个冬天垒起来的水坝——男人们光着膀子挑土，女人们送水送饭，孩子们也提着小篮子帮忙捡石头，坝体一点点长高，像一条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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