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以雷霆之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遣卫霍之师北击匈奴，封狼居胥，功业震古烁今。然其刚猛酷烈，穷兵黩武，亦使文景积蓄耗尽，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生凋敝。至其晚年，轮台罪己，思富养民，然汉室气运之赤龙，经此极盛而衰，已显疲态，龙鳞间缠绕的血煞业力与民生怨气几乎凝成实质。帝国亟需休养生息，重归平静。历史进入了昭宣中兴的缓和时期，然思想界的巨变却未停止，反因武帝的“定于一尊”而加速发酵，并引动了洪荒高层更深的布局与关注。
未央宫，宣室殿。
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冤死后，幼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受遗诏辅政。昭帝年幼，霍光秉政，力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之策，轻徭薄赋，百姓稍安。
然昭帝早夭，无嗣。霍光迎立武帝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宣帝幼遭变故，长于民间，知百姓疾苦，吏治得失。其即位后，一方面“循武帝故事”，强调“霸王道杂之”，既尊儒术，亦重法治，吏治为之一清；另一方面，继续休养生息，减免租赋，赈济贫民，使汉室国力得到恢复，史称“昭宣中兴”。
宣帝周身气运，较之武帝的霸烈炽金，更显中正平和，赤龙之气得以喘息滋养，然其内核深处，仍保留着刘氏皇族特有的刚毅果决。其曾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此言深刻揭示了汉代政治“外儒内法”的实质。
然，独尊儒术的国策，经武帝确立，昭宣沿袭，已深刻重塑了帝国的精神面貌。
长安，太学。
博士弟子员额大增，增至千人。五经博士各置弟子，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之。郡国亦荐举“孝廉”、“贤良文学”入京授业。
“经明行修”成为士人晋身之阶。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公羊传》所强调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天人感应”思想，通过太学教育、察举制度，渗透到帝国官僚体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绝对核心。
博士官夏侯胜、夏侯建（大小夏侯）、后苍、孟喜、梁丘贺等，竞相传授经学，门派渐立，章句渐繁。经学本身开始出现繁琐化、神秘化倾向。
此“儒术独尊”之局面，实乃多方势力博弈与天道演变之结果，洪荒高层各有盘算。
天庭，凌霄宝殿。
昊天上帝俯瞰下界太学盛况，眸光深邃：“董仲舒‘天人感应’，虽将人间帝王联于天道，然其说终将‘天’置于‘君’之上，主张‘天谴灾异’以约束人君。于天道秩序而言，利大于弊。儒家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秩序，合乎天庭维系三界纲常之需。故，儒术独尊，可默许之。”
太白金星奏曰：“然儒家亦讲‘民贵君轻’，若遇昏君，恐生变数。且其学独大，压制百家，有违天道生生不息、万类竞自由之本意。”
上帝淡然道：“天道之下，岂有永恒独尊之学？盛极而衰，物之理也。且看其演变。着宣化署，可暗中引导儒家向‘忠君爱国、敬天保民’之方向发展，弱化其‘革命’之念，强化其‘秩序’之维。”
“臣遵旨！” 一道无形秩序道韵悄然洒向长安太学，融入经师讲学之中。
幽冥地府，功过司。
判官记录：“儒术独尊，重人伦秩序，轻鬼神祭祀。世间‘慎终追远’之念增强，于地府秩序稳定略有裨益。然其‘子不语怪力乱神’，亦使凡人对我幽冥敬畏之心渐淡，香火供奉或有减少。”
平心娘娘漠然道：“阴阳有序，各司其职。人间思想流转，非地府所能强控。只需依律审判，记录功过即可。”
西方极乐世界。
准提道人面露微笑：“善哉！儒术独尊，排斥百家，尤其压制中土本土之道家玄学。此正为我沙门（佛教）东传，预留空隙。儒家重人世伦理，我佛重出世解脱，二者看似相悖，实可互补。待中土士人于儒家樊笼中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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