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帝汶古邦篇1



古邦：伤口与盐

跨海飞行：从香料到创伤

飞机从望加锡向南飞行，航线划破帝汶海。舷窗外，海水从苏拉威西的深蓝渐变为帝汶海的灰绿，如同调色盘被一只无形的手搅动。

邻座是位沉默的老人，膝盖上放着一本葡萄牙语旧约。直到飞机开始下降，他才开口，声音如砂纸摩擦：“第一次去古邦？”我点头。他望向窗外：“那是个用伤口呼吸的城市。”

古邦的出现毫无预兆——前一秒还是无尽海洋，下一秒褐色山峦如伤口般撕裂海岸线，城市蜷缩在裂隙之间，像被迫停留在不该停留之地。

“老人继续说，没有看我，“乘最后一班葡萄牙军舰。那时古邦是东方小里斯本——咖啡馆放法多音乐，广场铺黑白石，空气中是烤沙丁鱼和葡萄酒的味道。现在……”他摇头，“现在空气中是别的东西。”

飞机触地时的颠簸异常剧烈。老人抓紧座椅扶手，指节发白：“古邦的跑道很短，因为三面环山一面环海。像人生的某些时刻——没有太多犯错空间。”

着陆：历史作为现时伤口

苏丹巴比乌拉机场小而简朴，但通过安检时，气氛明显不同。墙上贴着双标语：印尼语的“欢迎”和葡萄牙语的“Bem-vindo”。官员检查证件的时间比其他地方长，眼神里有评估的锐利。

出租车司机托马斯是典型混血脸孔——马来人轮廓、欧洲人鼻梁、华人眼睛。“我是古邦人，”他启动破旧的丰田，“意思是：我祖父是葡萄牙军官，祖母是罗地岛奴隶，母亲是中国商人之女，父亲是帝汶自由战士。所以是的，我精通身份危机。”

驶向市区，古邦的层次逐渐展开：

第一层：殖民残余。19世纪葡萄牙堡垒、天主教堂、殖民官邸，白墙剥落如晒伤的皮肤。

第二层：印尼占领。1975-1999年建筑的笨拙实用主义，灰色混凝土，军事哨所遗迹。

第三层：独立后。联合国机构招牌、东帝汶国旗、在建的政府大楼脚手架。

但这些层次不像望加锡那样融合，而是断层般叠加，彼此割裂。

“看那条街，”托马斯指向一条分界线：一侧是葡萄牙式卵石路，另一侧是印尼式水泥路，“左边是1975年前，右边是1975-1999年，中间是现在——什么都没铺，因为还没决定铺什么。古邦很多地方这样：物理体现着历史未完成性。”

阿伊莱乌旅舍：在记忆客栈中过夜

我住的旅舍由老殖民别墅改造。店主费尔南多是1975年大撤离时留下的葡裔混血儿。

“我家在这房子住了四代，”他带我看走廊照片墙，“这张，1910年，我曾祖父和帝汶酋长——注意他们的姿势：并肩但不同装；这张，1950年，我祖父和印尼走私商——交易但互不信任；这张，1975年，我父亲和葡萄牙士兵——告别但不舍；这张，1999年，我和联合国维和士兵——希望但恐惧。”

每张照片下有小卡片，不是日期，是矛盾修辞：

“亲密的疏远”

“信任的背叛”

“希望的无望”

“和平的暴力”

“古邦的历史就是矛盾修辞的历史，”费尔南多解释，“所有简单叙事在这里都破碎。葡萄牙人说他们是文明使者，但留下文盲；印尼人说他们是统一者，但带来屠杀；联合国说他们是解放者，但制造依赖。而我们在中间，既是受害者又是共谋，既渴望正义又渴望遗忘。”

晚上，旅舍客厅变成非正式口述历史会。常客包括：

· 玛丽亚，八十岁，前葡萄牙殖民地学校教师。她背诵卡蒙斯史诗，但插入帝汶民间故事。“文化混合？”她苦笑，“不，是文化强暴后的畸形儿。但畸形儿也有生存权利。”

· 阿古斯，前印尼公务员，现东帝汶政府顾问。“我为占领政府工作过，”他坦承，“但如果不是我们，基础设施更差。这是古邦的道德困境：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