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能把眼前光景，胸中情趣，一笔写出，便是作者，不必说唐说宋。”此语如金石之声，振聋发聩，道破了诗歌创作乃至一切艺术表达的核心真谛——真诚与独创。它并非全然否定传统的价值，而是斩断了将传统作为标尺或面具的惰性，将创作的权柄，重新交还给了每一个直面世界、心怀感动的鲜活个体。
诗歌本应如同一股清泉，流淌出人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但如今却常常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境地——逐渐偏离了原本应有的轨道。这种堕落，追根溯源，往往源自于创作者们对于“眼前光景”和“胸中情趣”之间关系的疏远，以及过度沉迷于那些陈旧过时的套路之中。
这里所说的“说唐说宋”，并不是要否定向古代文学大师们学习技巧和汲取灵感的重要性。相反，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应该是取其精华，并在此基础之上推陈出新，创造出属于当代人的独特风格。然而，现在很多人却将这一概念误解为单纯地模仿古人的写作方式，甚至完全抛弃了自我表达的初衷。
于是乎，这些所谓的诗人开始放弃用自己的双眼去审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转而依赖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大文豪曾经使用过的视角和思维模式来解读生活中的一切。他们不再用心感受身边发生的点点滴滴，更无法从心底发出真挚动人的呐喊。取而代之的，则是毫无生气地套用古人的口吻和腔调，试图掩盖住自身思想的匮乏和情感的苍白无力。
如此一来，他们笔下所描绘的塞外风光便成了千篇一律的“黄沙百战穿金甲”式的复制粘贴，全然失去了那份亲临其境时才能领略到的雄浑壮阔之美；而书写离别的场景也变成了机械重复的“执手相看泪眼”般的俗套桥段，再也难以让人感受到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楚与不舍。
即便这类诗作在形式上做到了格律工整、用词考究，看上去似乎完美无瑕，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一些精心打造的赝品罢了。就像那些由丝绸制成的花朵一样，无论外形多么逼真，终究还是缺少了鲜活生命所散发出的迷人香气。它将诗歌变成了一种知识的炫耀与风格的考古，唯独失去了最可贵的灵魂——那个站在天地之间，有着独特感知的“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笔写出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创作境界——当下顿悟全情投入。这种方式需要诗人像刚刚降生人世的婴儿一样，用全新而敏锐的感知力去全身心地接纳周围的一切，尽情享受眼前美景带来的震撼。不论是王维诗里描绘出的那种如同一幅优美画卷般的宁静画面：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亦或是李白豪迈洒脱的言辞：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所展现出的一瞬间欣喜若狂的情绪，这些都源自于诗人自身鲜活的生命力与此时此刻的景象以及情感之间最为直观且激烈的碰撞交融。
就在这一刹那，所有技巧手法都显得不再那么重要，那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也渐渐被隐藏到幕后，取而代之的是从心底深处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毫无掩饰并且独一无二的内心感受。这种既可以是杜甫目睹国家残破不堪但山河依旧存在时发出的感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原本没有感情的花朵和鸟儿因为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而蒙上一层悲伤凄凉的色调；同样也可能是李清照独自面对梧桐树和绵绵细雨时发出的哀叹：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那个忧愁是如此真实可感又错综复杂，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人对于愁苦的理解和描述范畴。他们写出的，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是“我之所在，诗之所在”。
故而，唯有能够“一挥而就”之人，方可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创作者”。所谓“创作者”，关键在于“创”字，也就是创新之意。他们绝非只是对古人意境的拼凑匠，更非简单复制古代诗词句段的抄袭者。他们勇于相信自身真实的感悟和体验，即便这些情感尚显青涩、粗糙不堪，乃至与传统的美学观念大相径庭。
然而正因如此真挚诚恳，方能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明朝时期的“公安派”大力提倡“独自抒发个人内心世界，不受任何形式束缚”，这种思想精髓恰好与之契合无间。袁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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