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智慧。”张瑜突然注意到表中“潮差一寸,船身偏三度”的公式,与现代航海学中的“潮汐流修正公式”原理完全相同,只是表述方式更简洁。
深夜的实验室里,程远对着激光光谱仪分析青铜测星仪的合金成分。屏幕上的元素曲线显示,除了铜锡铅的常规配比,还检测出0.7%的镍元素——这是阿拉伯冶金技术的典型特征,常见于波斯湾出土的13世纪仪器。“是用中印铜矿混合铸造的!”他翻出《航海纪要》里的贸易清单,其中“中国铜十担,阿拉伯锡五担,合铸仪器”的记载与检测结果完全对应。测星仪的窥管内壁刻着细密的螺纹,每圈对应“一分”星高,换算成角度仅0.25度,精度远超此前发现的任何元代仪器。“马合麻把两地工艺的长处都融进去了,”程远用放大镜观察螺纹的加工痕迹,“中国的失蜡法铸造保证了窥管的圆度,阿拉伯的拉丝工艺实现了螺纹的精度——定量的本质不是固守标准,而是兼容并蓄。”
林新宇在清理沉船货舱时,被一个紫檀木盒的奇特锁扣吸引。锁扣是中式的如意纹,钥匙孔却做成阿拉伯数字“5”的形状,恰好能插入他从陶罐旁找到的铜钥匙。盒内铺着深红色的绒布,整齐摆放着两卷海图:一卷是泉州风格的“针路图”,用朱墨标注着“壬丙针,船行五更”;另一卷是阿拉伯风格的“星象图”,用黄道十二宫标记航点。更奇妙的是两卷图的拼接处严丝合缝,针路与星高数据完全对应,就像用同一份原始数据绘制的不同版本。“是合璧海图!”他数着图上标注的航点,正好二十八个,与元代“二十八宿”导航法呼应,“中国的方位导航与阿拉伯的天文导航,在这里成了互补的系统——白天用罗盘定方位,夜晚用星高定纬度。”木盒底部的暗格里,藏着片褪色的丝绸,上面用汉、阿两种文字写着“数据共享,海路共通”,墨迹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为1298年,与马合麻在古里佛活动的时期完全一致。
盗墓团伙的踪迹在亚丁湾被国际刑警发现时,程远正带领团队在古里佛遗址进行最后的清理。从卫星传来的照片看,犯罪团伙的营地就设在遗址西侧的沙丘后,几个模糊的身影正用金属探测器在石柱周围搜寻。“他们在找马合麻的测星仪。”程远紧盯着屏幕上被撬开的石柱基座,心疼地发现上面的星高刻度已被破坏。国际刑警很快突袭了营地,搜出的笔记本上画满了测星仪的拆解图,旁边标注着“核心部件售价百万美元”的字样。“他们不懂,”程远对赶来汇合的朱明远说,“这些数据的价值不在金钱,而在传承——就像马合麻把测星仪留在古里佛,是为了让后来者少走弯路。”朱明远刚从泉州带来新培育的“定量稻”,稻穗的颗粒数恒定在156粒,误差不超过2粒,“就像量天尺的刻度,稳定才能被信赖,这才是定量的精髓。”
当中印联合实验室复原青铜测星仪的使用方法时,程远的目光突然被仪器底部的校准螺丝吸引。他取出从泉州后渚宋船遗址带回的舵杆螺丝,发现两者的螺纹规格完全相同——都是一寸三分的细牙螺纹。“是标准化生产!”他立刻调出元代市舶司的《船用器械规范》,其中“凡测星仪、舵杆、更漏,螺丝均为一寸三分”的记载赫然在目。这意味着宋元时期的航海设备已实现“零部件互换”,无论在哪片海域损坏,都能找到通用的替换件——这才是定量技术最惊人的成就,比单纯的测量精度更能体现文明的进步。程远突然想起《航海纪要》里的一句话:“器通则路通,路通则心近。”
林珊在翻译《航海纪要》的最后几页时,眼眶突然湿润了。那段用金线绣在丝绸上的记载,历经七百年仍清晰可辨:“马合麻临终前,将量天尺分为两半,一半留古里佛,一半托人带回泉州。‘待两地尺合,便是海路大通时’。”她立刻联系泉州博物馆,果然在库房的角落里找到半段竹尺,断口的纹路与古里佛出土的另一半完美契合。拼接后的竹尺上,“五寸”刻度处刻着个微小的“和”字,笔锋的圆转与泉州出土的元代“海晏河清”碑上的字迹如出一辙,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程远用显微镜观察断口,发现竹纤维的断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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