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肃穆，国徽高悬。审判长的声音平缓而沉重，像钝刀割着在场每一个人的神经。
“……被告人张卫国，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本应严惩。但鉴于其犯罪动机系为挽救妻子生命，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已退还部分赃款，取得被害单位谅解。同时，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情况以及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判决如下：被告人张卫国，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缓刑”两个字落下时，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压抑的、松了口长气的声音，间或夹杂着几声啜泣。记者们的长枪短炮对准了那个站在被告席上的男人。
张卫国，才四十出头，头发却已花白了大半，背微微佝偻着，像一棵被霜雪反复压垮的老树。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手指因为长期干粗活和内心的煎熬而关节粗大、微微颤抖。听到判决，他没有激动，没有痛哭，只是深深地、深深地低下头，用额头抵着冰凉的木质栏杆。阳光透过高窗，恰好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泛起一层不真实的、脆弱的光晕。那光晕刺痛了角落里一位老工人的眼睛，他喃喃道：“老张是个好人呐，就是被逼到绝路上了……”
法警解开了他手腕上的械具，那冰凉的触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虚无的轻飘。他踉跄了一下，几乎站不稳。旁听席上冲过来一个身影，是他女儿张小雅，刚满二十岁的姑娘，脸上早已没了同龄人的光彩，只有生活重压下的憔悴和此刻劫后余生的庆幸。她紧紧抱住父亲，眼泪浸湿了他粗糙的工装：“爸，没事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回家？张卫国茫然地抬起头，视线穿过女儿的肩膀，落在空荡荡的原告席上，那里曾经坐着医院的代表。他似乎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混合着妻子身上因病痛而产生的微弱酸腐气，那是长达四年、一千多个日夜，刻入他骨髓的记忆。
北方老工业城市，红星机械厂。曾经机声隆隆、烟囱林立，是共和国骄傲的“心脏”之一。张卫国十八岁顶替父亲进厂，从学徒干到八级钳工，手艺精湛，厂里那台德国老机床只有他能调教得服服帖帖。他的人生轨迹本该和大多数工友一样：在飞溅的钢花和机油的芬芳中，干到退休，拿着养老金，看着女儿出嫁，和老伴安度晚年。
然而，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泥沙俱下。改制、下岗，像一场毫无征兆的寒潮，冻结了无数人的生活。车间的机器一台台哑火，烟囱不再冒烟，厂区荒草渐生。张卫国拿着那张薄薄的、印着红色大印的“下岗通知书”，在车间门口站了很久，直到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和废弃的龙门吊一样长。他的手艺，他的骄傲，在“效率”和“市场”这两个冰冷的词汇面前，一文不值。
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李桂兰，那个温柔贤惠、包揽了所有家务、总把最好吃的留给他和女儿的女人，被确诊为尿毒症。医生说，需要长期透析，否则……否则后面的话，医生没说，但张卫国从对方沉重的眼神里读懂了。
透析的费用，对于一个月只有几百块下岗补助、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是天方夜谭。家里的积蓄像阳光下的冰块，迅速消融。亲戚朋友借了一圈，笑脸变成了难色，承诺变成了推诿。他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那辆他视若珍宝、用来载妻子去公园的二手自行车。可钱，还是远远不够。
医院收费窗口那条队伍，像一条冰冷的巨蟒，吞噬着希望。他看着那些单据上的数字，感到一阵阵眩晕。曾经，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能用一双巧手修好任何东西；如今，他却连妻子的命都快要修不好了。绝望，像锈迹一样，从他的心脏开始，一点点蔓延到全身。
那天，他在医院走廊里，看到一个男人因为凑不齐手术费，跪在地上磕头，额头渗出血丝，周围是麻木或同情的目光。张卫国别过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走到医院角落的杂物间，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到地上，双手插进花白的头发里，发出野兽般的呜咽。
就在那时，他看到了墙角垃圾堆里，一枚被丢弃的、似乎是某个部门作废的旧印章。一个疯狂、危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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