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八年仲夏，京城已是暑气蒸腾，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四川、直隶三地，地方官们的心头却萦绕着一层化不开的寒意。胤禛主导的吏治改革与摊丁入亩试点，如两把锋利的刀刃，精准地劈向了地方官群体的既得利益。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对胤禛的怨恨，正从最初的隐晦抱怨，逐渐演变为公开的抵触与暗中的勾结，而这怨恨的根源，远比朝堂之上的争论更为复杂、更为具体。
广州府衙的后堂内，广东巡抚范时崇正对着一桌冷掉的宴席唉声叹气。桌旁坐着的，是广州知府、番禺知县等几名心腹官员，皆是愁眉苦脸。“诸位，”范时崇放下手中的酒杯，语气中满是愤懑，“这胤禛推行的摊丁入亩，简直是要断了我们的活路！”
番禺知县王某——正是此前因拒绝清查田亩被年羹尧杖责、没收部分田产的地主官员——连忙附和：“巡抚大人所言极是！卑职家中原有良田千亩，按旧制，靠着隐匿人丁、勾结里胥，每年只需缴纳少量丁银。如今推行摊丁入亩，田亩清查得一清二楚，卑职要缴纳的赋税竟比之前多了三倍！这还不算，年羹尧那厮手段狠辣，不仅杖责卑职，还把没收的田产分给了佃农，这口气，卑职实在咽不下去！”
广州知府也叹道：“何止是摊丁入亩，那吏治改革的量化考核更是要命。之前我们处理政务，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出大乱子，便能安稳升迁。如今倒好，垦荒亩数、水利进度、百姓诉求解决率，每一项都有硬指标，稍有不慎便要扣俸禄、降官职。上个月，就有两名知县因为水利工程进度滞后，被直接降了一级，这日子真是越来越难了！”
范时崇冷笑一声：“胤禛这是故意跟我们过不去！他靠着这些歪门邪道的改革，在皇上面前邀功请赏，却把我们这些地方官往火坑里推。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寒窗苦读多年，才换来一官半职？哪个家中没有几亩薄田？他倒好，一句话便要我们多缴赋税、多担责任，稍有不从便是‘阻挠改革’，轻则革职，重则抄家，这与强盗何异？”
众人纷纷点头，怨气愈发浓烈。他们心中清楚，自己对胤禛的怨恨，并非仅仅因为改革本身的严苛，更因为改革彻底打破了他们早已习惯的“为官之道”。在旧制下，地方官只需维系好与上级、豪强的关系，做好表面文章，便能安稳度日，甚至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胤禛的改革，不仅让他们的私利无处遁形，还将沉重的责任压在了他们肩上，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更让他们怨恨的是，胤禛派来督办改革的年羹尧，行事风格极为强硬。年羹尧出身行伍，不熟悉地方政务，却凭着皇命和兵权，对地方官动辄呵斥、严惩。有一次，一名通判因为未能及时提供田亩清查数据，便被年羹尧当众斥责“办事不力”，还被停了俸禄。这种“越权”的行为，让地方官们倍感屈辱，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胤禛的怨恨——在他们看来，年羹尧的所作所为，皆是受了胤禛的指使。
与广东地方官因“利益受损、尊严受辱”而怨恨不同，四川的地方官对胤禛的怨恨，更多源于“仕途受阻、政绩难寻”。成都府的一间茶馆内，几名被李卫查办或斥责过的官员正聚集在一起，低声抱怨。
“那李卫就是个泼皮无赖，仗着有胤禛撑腰，在四川为所欲为！”前成都府知府张某——因虚报田亩数量被革职——咬牙切齿地说道，“卑职在四川任职多年，好不容易才积累了些政绩，就因为一次虚报，便被他一撸到底，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这胤禛也是，只听李卫一面之词，不分青红皂白便革了我的职，他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寒窗苦读的官员吗？”
旁边一名知县也附和道：“张大人说得对！李卫出身底层，根本不懂为官之道。他推行的‘谁垦荒、谁所有’政策，看似是鼓励垦荒，实则是在破坏地方秩序。那些流民随意垦荒，占了不少原本属于官田或豪强的土地，我们稍有干涉，便被他指责‘欺压百姓’。如今，我们在四川为官，是动辄得咎，稍有不慎便会被他抓住把柄，仕途渺茫啊！”
这些四川官员，大多是通过科举进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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