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的越南,那可是法国的“殖民地专属区”,空气里都飘着股让人不舒服的压迫感。街头随处可见穿白制服的法国殖民者横着走,本地老百姓只能缩着脖子赶路,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委屈和火气。好在前一年,1907年3月,梁文玕、陶元普这帮有救国心的文化人,在河内开了所免费的新式学校,叫“东京义塾”。这学校不只是教新知识,核心是想把麻木的民众喊醒,传播反殖民、求独立的新思想,就像黑夜里点了把小篝火。可这火苗刚冒头,就戳中了法国殖民当局的痛点——他们怕极了学校里的爱国宣传,生怕老百姓醒了就不好拿捏,当年11月就干脆利落地查封了。这场只撑了九个月的启蒙运动,就这么被掐灭了,好在还有一群不甘心的进步青年,在暗地里偷偷攒力气。
但压迫这玩意儿,越压越容易炸锅。1908年初的越南,早就藏不住革命的小火苗了:中圻各地的老百姓实在扛不住苛捐杂税,纷纷抄起家伙反抗,跟殖民军警打得有来有回;河城投毒事件更是把殖民当局吓了一跳,虽然最后被残酷镇压了,但也算是给殖民者提了个醒——反抗的人到处都是;还有东游运动,一批又一批越南青年揣着救国梦往日本跑,就想学好本事回来叫醒更多人。反抗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在越南织成了一张反殖民的大网。
这里说的西贡,可不是香港那个,而是法国殖民下越南南圻的核心重镇。当年法国为了好控制越南,把它分成了三块,管理方式各有各的坑:南圻叫交趾支那,法国直接管,是殖民统治的核心;中圻叫安南,表面上留着傀儡王室,实权还是攥在法国人手里;北圻叫东京,靠扶持本地傀儡间接管。这座后来改名叫胡志明市的城市,地理位置贼好,成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经济和行政中心。街头全是法式洋楼,咖啡馆、西餐厅一抓一大把,殖民当局故意把它打造成“东方小巴黎”的样子,让它成了南方最热闹的港口和商业中心,从越南抢来的钱财,都从这儿源源不断运回法国。
西贡大陆酒店,是殖民时期越南第一家豪华酒店,红砖墙配白雕花栏杆,法式风格在本地建筑里格外扎眼。这儿历来是殖民官员、大老板、外国记者和作家扎堆社交的地方,里面装修得贼豪华,水晶吊灯、波斯地毯、真皮沙发全配齐了,号称“远东明珠”。这天,酒店旋转门刚转开,就来了一伙看着特别吸睛的人。说他们吸睛,不是穿得怪——几人都穿得体的中式长衫,干干净净的——而是组合太反常:两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眼神清亮但带着旅途的疲态;两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腰板挺得笔直,双手不自觉护在身侧,一看就是练家子;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身后跟着四个高鼻梁蓝眼睛的白人随从,穿统一的黑礼服,表情严肃,跟屁虫似的寸步不离。
那年代,黄种人在海外受歧视是常态,不被白人欺负就谢天谢地了,带着白人随从出门?简直是天方夜谭。可这反常的配置,却帮他们省了超多麻烦,一路畅通无阻:过关时,法国海关官员本来一脸不耐烦,瞥见这四个白人随从,立马堆起谄媚的笑,行李都没仔细翻就挥手放行;住店时,侍者本来对黄种人客人冷冰冰的,见这阵仗,立马弓着腰上前引路,端茶倒水忙前忙后,半点刁难都没有。八人直接开了两间顶层豪华套间,刚把简单的行李放下,亓祥福就急着开口问了。
亓祥福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眉头皱成了川字,转过身问:“载恩,咱下一步咋整?按大哥的嘱咐,咱一路辗转到了越南,可孙先生还是联系不上,黄先生也没半点音讯。”他嘴里的“孙先生”和“黄先生”,就是这会儿在南洋各地跑,忙着为反清革命筹钱筹人的孙中山和黄醒,也是他们此行要找的核心目标。
载恩靠在桌边,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一听这话,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头发都被揉得乱糟糟的,但语气还算笃定:“大哥出发前特意说过,孙先生和黄先生为了统筹南方起义,大概率凑在一起,要么在河内的同盟会机关部,要么就在广西边境一带联系反清的弟兄。咱先在西贡歇一晚,养养精神,再往这两个方向找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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