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五爷的专场承诺，如同在依萍沉寂而紧绷的生活里投入了一颗明亮的石子，激起的不仅是波澜，更是切实可见的改变。账册上，“结余”一栏的数字开始以更快的速度爬升。专场五成的分成比例，加上固定场次稳定的打赏和即将到账的四十块月薪，让她第一次感觉到，那座名为“债务”的大山，似乎并非完全不可撼动。她甚至开始能够挤出一点微薄的余钱，为母亲傅文佩添置了一件厚实些的棉袄，也给自己换了一支更好用些的钢笔。这些微小的改善，像冬日里呵出的一口白气，虽然转瞬即逝，却真实地带来了暖意。
然而，这份暖意很快就被新的考验所冷却。
何书桓再次出现了。距离上一次在后台通道被她生硬回绝，已过去半月有余。他并未流露出任何芥蒂或不满，依旧在“白玫瑰”的专场或重要场次时出现，坐在固定的位置，安静聆听。只是，他的目光似乎比以前更加沉静，少了些探究的热切，多了些深沉的思索。他不再试图制造“偶遇”或递送便笺，仿佛真的只是一位忠实而克制的听众。
直到这一晚，依萍唱完专场最后一首歌，回到后台不久，侍应生送进来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素白信封，上面用自来水笔写着“陆依萍小姐 亲启”，字迹正是何书桓的。
依萍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质地优良的米白色信纸。何书桓的措辞一如既往的恳切而体面，他并未赘言对她的欣赏，而是以一种近乎平等的姿态，提出了一个具体的邀请：
信中提及，他的一位朋友，一位留学归国、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与民众启蒙”的年轻女画家，近期将在法租界一处安静的画廊举办一个小型文化沙龙，主题是“艺术、时代与女性自觉”。沙龙的参与者多是些思想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报人、学生代表，氛围自由开放。何书桓在信中写道，他觉得依萍的歌声和她歌词中对生活的深刻体察，恰恰是一种独特的“民众艺术”和“女性心声”的表达，与沙龙主题不谋而合。他诚挚地邀请她作为“特别嘉宾”出席，可以不必唱歌，只是参与交流，感受不同的思想碰撞，或许对她的创作也会有所启发。他特别强调，这并非轻浮的社交应酬，而是一个严肃的文化交流场合，且有他那位画家朋友（一位颇具声望的独立女性）作为女主人全程在场，绝不会有任何令她不适之处。时间定在下周六下午。
信的最后，他写道：“……深知陆小姐素来不喜交际，更以歌艺为重。此番冒昧相邀，实是觉得陆小姐之才情见识，不应仅囿于一方舞台。若觉不妥，万勿勉强，只当书桓一时妄念。无论如何，期待周六晚能在大上海，再次聆听佳音。”
这封信，像一记精准的直球，打在了依萍最难以强硬回绝的地方。它剥离了所有暧昧与私心，将邀请提升到了“文化交流”、“艺术探讨”、“女性自觉”的层面，并且提供了足够的安全保障（公开场合、女主人、严肃主题）。拒绝这样的邀请，似乎显得自己过于狭隘、封闭，或是不识抬举。
依萍捏着信纸，在狭小的化妆间里来回踱步。窗外的霓虹光影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她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条纹。
去？还是不去？
去的潜在好处显而易见：接触更高层次的文化圈层，开阔眼界，或许能获得新的创作灵感，甚至可能结识一些有用的人脉（比如那位女画家）。这符合她“主动规划”中关于提升自身、拓宽圈子的设想。而且，何书桓将姿态放得如此之低，理由如此之正，再断然拒绝，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也可能彻底断绝这条目前看来尚算良性的“资源”渠道。
但风险也同样存在。一旦踏入那个圈子，就意味着她“白玫瑰”的身份将暴露在更多、更复杂的目光之下。那些文化界人士会如何看她？一个歌女？一个附庸风雅的“奇女子”？还是真的能平等对话的“艺术家”？这种身份落差带来的心理压力和可能遭遇的隐性歧视，不会比在大上海面对粗俗客人时更轻松。而且，与何书桓的接触将不可避免地更加深入和私人化，这无疑是在玩火。
更关键的是，她的时间和精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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