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兰州站，蒸汽裹着戈壁的朔风在站台上打着旋，卷得人眼生疼。沈心烛把米色风衣领口紧了紧，领口还沾着昨夜的霜星。她指尖划过行李箱角那道浅痕——上个月在西安碑林拓印时，被《开成石经》的棱角磕的，裂痕里还嵌着混着朱砂的石粉。抬眼望检票口，李豫背着半人高的帆布登山包小跑过来，包侧的黄铜罗盘随着跑动甩成金弧，晃得人眼晕，帆布磨得发白，边角还挂着半片干枯的骆驼刺。
“迟到三分十七秒。”沈心烛抬腕看表，表盘内侧贴着张敦煌壁画复刻画，是去年敦博特展淘的《五台山图》送子天王，天王衣袂上的金线在晨光里微闪。
李豫把保温杯塞给她，青铜钥匙串撞在杯壁上，叮当作响像串碎铃：“刚在候车厅帮个老爷子捡药瓶。”他压低声音，喉结滚了滚，“老爷子枯瘦的手攥着药瓶，指节泛白，说从敦煌来，包里揣着本线装的《敦煌劫余录》，民国二十三年的版本。耳朵背得厉害，可我听见他跟检票员嘟囔——‘第16窟的沙子又松了，佛头要埋了’。”
沈心烛握着保温杯的手猛地收紧，杯壁的温度烫得掌心发颤。他们此行的根由，正是祖父沈敬之临终前攥在手里的半张残纸：朱砂画的莫高窟第16窟甬道轮廓，旁边批注如血痕：“沙下有泉，泉映千佛”。
“检票了。”李豫拽着她往人群里钻，绿皮火车的铁锈味混着煤烟味钻进鼻腔。硬卧车厢第三节，靠窗下铺堆着他们的家当：沈心烛的考古绘图本（封皮边角磨得起毛，夹着半片敦煌的沙棘叶），李豫的地质勘探锤（木柄缠着防滑胶，锤头沾着祁连山的石屑），还有个半旧的金属箱——锁扣上刻着半朵莲花，里面是祖父留下的敦煌文书复印件，泛黄的纸页上还沾着1983年莫高窟的沙尘，指尖一碰就能捻下细沙。
火车启动时，铁轨的震动顺着椅腿爬上后背。沈心烛翻开绘图本，扉页是祖父的字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伤心处，亦有薪火。”墨迹沉郁，像浸过莫高窟的夜露。她指尖抚过“薪火”二字，纸页上仿佛还留着祖父的体温，突然，上铺传来“咚”的一声闷响，像有块石头砸在床板上。
“抱歉抱歉！”一个脑袋从铺位探下来，戴顶旧毡帽，藏青色对襟褂子的盘扣磨得发亮。老者手里捏着本线装书，封皮写着《敦煌变文集》，边角卷成了波浪，纸页间夹着干枯的骆驼刺。“小伙子小姑娘，没砸着你们吧？”
正是李豫在候车厅遇见的那位。老者像只敏捷的老猴，利落地从梯子爬下来，坐在对面中铺，从粗布布袋里掏出三个油饼：“尝尝，敦煌的胡麻饼，我闺女今早刚烤的。”油香混着胡麻的焦气漫开来，他牙齿漏风，说话带着河西走廊特有的卷舌音，像砂纸擦过木头：“我姓马，叫马仲英，在莫高窟待了四十年，看壁画的。”
沈心烛心脏像被戈壁的石子硌了一下。马仲英？这个名字在敦煌学圈子里是座丰碑——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他带着团队修复了第257窟《九色鹿经变》，把剥落的壁画一点点拼回原样。可她去年在敦煌学研讨会上，导师还指着老照片叹息：“马先生五年前就走了，右臂在修复时被脚手架砸断三根筋，到最后都蜷着……”眼前的老者，双臂却舒展如常，虎口还磨着厚厚的老茧。
李豫用膝盖轻轻碰了碰她的腿，眼尾朝她一挑，递来个“别声张”的眼神，接过胡麻饼咔嚓一声咬下去，胡麻的脆香混着麦香炸开：“马老先生，您这《敦煌变文集》……是原版？”
马仲英眯眼笑，眼角皱纹里像嵌着沙粒：“民国三十六年的铅印本，我师傅传的。”他摩挲着书脊，指腹蹭过磨损的烫金，“他说当年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不是糊涂，是没办法——藏经洞的沙子快把洞填满了，他一个道士，拿什么修窟？”突然，他指节在木桌上敲出笃笃声，眼神陡然锐利：“你们去敦煌，是看壁画，还是找东西？”
沈心烛的心跳漏了一拍，像被风卷着的沙粒呛进喉咙。祖父的残纸上，除了第16窟的轮廓，还有行极小的西夏文，找专家破译时，老教授盯着那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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