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苏婉继续道，“那位夫人提到，燕王妃身边一位得力的嬷嬷，年前回北平省亲，回来后私下感叹，说北平城里多了不少生面孔的和尚、道士，还有些看着像读书人，却眼神锐利、步履沉稳的，常出入王府。王妃对这些人礼遇有加，尤其是对一位法号‘道衍’的和尚，更是言听计从。”
“道衍和尚（姚广孝）！”林霄心中警铃大作。此人智谋深远，精通阴阳术数，是朱棣最重要的谋士，堪称靖难之役的总设计师。他如此频繁地出入王府，并与燕王妃关系密切，只能说明朱棣的夺位谋划已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
“另外，”苏婉的声音带着一丝忧虑，“那位夫人还说，听她家老爷酒后失言，说近来北平行都司和燕王府上报的普通公文里，夹带密奏的比例明显增多，而且多是直送御前，连太子殿下都未必能及时看到。陛下似乎……对北平格外关注。”
林霄深吸一口气。朱元璋的多疑和掌控欲，让他对任何藩王，尤其是手握重兵、雄踞北疆的朱棣，都保持着最高级别的警惕。这种“格外关注”，既是朱棣的压力，也可能成为他铤而走险的催化剂。而朱标作为储君，反而可能被蒙在鼓里，或者因为仁厚，对亲弟弟的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惕。
来自不同渠道、不同角度的信息在林霄脑中反复印证、交叉比对，最终汇聚成一份沉甸甸的情报核心：
朱棣利用卫所缺额和王府护卫名额，大规模招募、训练精锐私兵，规模远超朝廷规定。在北平城外及周边险要之地，秘密修建营房、仓库、训练场等军事设施。大规模采购木材、布匹，尤其是军需品、粮食等战略物资，为长期行动做准备。以僧道、谋士为核心，组建秘密幕僚团队，积极筹划。利用直奏之权，绕过常规程序，与朱元璋保持特殊联系，既表忠心，也可能在试探或误导。
这份情报的价值和危险性都极高。如何将其安全、及时地传递到太子朱标手中，成为摆在林霄面前的最大难题。直接上书？无异于自寻死路，且无法解释信息来源。通过苏婉或其家族？风险同样巨大，且容易暴露苏婉这条宝贵的暗线。
林霄的目光，再次落回到那堆积如山的典籍和编修文稿上。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形——借编书之名，行告密之实！
他铺开一张用于绘制大典插图的素白熟宣，提笔蘸墨，却不是作画，而是以极其工整的馆阁体，开始撰写一份关于“前代藩镇割据地理考略”的学术札记。文中，他引经据典，详述了汉之七国、唐之河朔三镇等因据守形胜之地、拥兵自重而酿成大祸的历史教训。行文严谨，论证充分，完全是一派学者忧心国事的拳拳之心。
然而，在札记的末尾，当他论及“本朝藩屏之制，圣虑深远，然居安思危，不可不察”时，笔锋看似不经意地一转：
“……臣近览北平行都司旧志及边镇舆图，见燕藩之地，北控大漠，南扼中原，形胜甲于北疆。昔汉之燕王臧荼、唐之幽州卢龙，皆据此地而兴波澜。今观其地，关隘修缮日勤，军伍操演之精，或有逾制之嫌？坊间商旅亦传，城外土木大兴，物料转运频繁，虽曰藩府营造，然规模之巨，恐非寻常王府所需。凡此种种，虽道听途说，未足为凭，然《春秋》之义，在于‘见微知着’，‘防患未然’。臣职在编修，见闻所及，不敢不言，伏惟殿下明察。”
整段文字，没有一句直接指控朱棣谋反，所有信息都披着“考据所得”、“道听途说”的外衣，落脚点也是“见微知着”、“防患未然”的忠告。他将朱棣的扩军、筑城、囤积物资等具体行为，巧妙地镶嵌在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和对现实地理、经济现象的“客观”描述中。即便这份札记被他人看到，也只会觉得林修撰读书读得走火入魔，杞人忧天，或者最多是过于耿直。
最关键的一步，是如何将这份“学术札记”送到朱标案头。林霄选择了最不起眼、也最安全的方式——夹带在编修组定期呈送东宫审阅的《大典编纂进度与疑难问题汇总》之中！
这份汇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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