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风冷静下来,沉吟道:“刘教授,您的提醒很对。我们的策略也要相应调整。第一,针对审查员的意见,我们要尽快准备一份更完善的答复意见,强调我们数据的严谨性和创新性,同时可以附上戴维教授开始合作筛选靶点的进展说明,展示我们这个方向的持续生长性。第二,我们要密切关注科锐的动向,特别是他们可能申请的其它相关专利或商标,必要时提前进行预防性检索和异议。第三,我们自己的核心专利(GBE-3制备工艺和特定用途)要加快审查进程,同时,可以开始考虑围绕GBE-3的核心结构,进行初步的衍生物设计或用途扩展的专利布局,哪怕只是先提交个‘临时申请’占住位置。这事,得拜托您和学校的知识产权办公室多费心。”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刘教授赞同道,“我这边马上组织人手准备答复意见。你们那边,也把最新最全的数据整理好。另外,凌风,还有个事,”他顿了顿,“戴维教授那边刚发来邮件,他们的亲和层析初筛已经有了一些‘苗头’,找到了几个可能与GBE-3有结合潜力的膜蛋白,正在验证特异性。他提议下个月开个视频会议,详细讨论初步结果和下一步验证方案。这是个关键时刻,如果真能锁定一个明确的靶点,那对我们专利的价值将是决定性的提升!你们要提前准备好,把临床疗效数据,特别是王建国那样的典型案例,系统整理好,到时候结合机制发现一起讨论,效果会更好。”
“明白!我们立刻准备!”凌风心头一热,机制的曙光和专利的转机几乎同时出现,这无疑给团队打了一剂强心针。
然而,仿佛是为了印证“福兮祸所伏”的古语,就在专利传来好消息、国际合作即将深入之际,一场新的、更棘手的风波,毫无征兆地在医院内部爆发了。
这次的问题,出在“人”上,而且是研究室内部的人。
事情起源于一次常规的实验数据核对。赵晓燕在复核小徐指导下一位新学徒(小林,卫校毕业分配来不久)做的细胞毒性实验数据时,发现其中两组关键对照实验的数据,重复性异常地好,好到几乎完全一致,这与生物学实验通常存在的合理波动不符。她起了疑心,调出原始实验记录本核对,发现记录本上相应的数据记录笔迹一致,但有些过于“工整”,缺少即时记录的仓促感和修改痕迹。她不动声色,找来小林询问实验细节,小林起初对答如流,但当赵晓燕问到某个具体操作步骤的异常情况处理时,小林开始支支吾吾,最后脸涨得通红,承认那两组“漂亮”的数据,是他“参考”了之前小徐师兄做的、条件类似的另一批实验数据,“稍微调整了一下”,因为“觉得这样结果更理想,文章更好发”。
数据造假!在科研工作中,这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是学术不端的致命伤!
赵晓燕不敢怠慢,立刻报告给凌风和小徐。凌风一听,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立刻找来小林,在研究室办公室,当着赵晓燕和小徐的面,进行严肃询问。
小林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来自附近农村,平时话不多,干活也算踏实,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在凌风严厉的目光和确凿的证据面前,他再也扛不住,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我不是故意的……凌院长,徐老师,晓燕姐……我就是看你们天天那么辛苦,实验做了好多遍都不理想……我那次实验,细胞状态不太好,做出来的数据有点散……我怕……怕你们觉得我笨,干不好……也怕拖累项目进度……正好看到徐老师之前类似实验的数据挺好的,我就……我就想着,稍微参考一下,让数据好看点……我真的没想那么多……我知道错了……呜呜……”
哭诉中,他还断断续续提到,前段时间有个“在省城读研的老乡”回来,跟他吃饭时“闲聊”,说起现在搞科研“压力大”,“不出漂亮数据就发不了文章,没前途”,还“无意”中说“有些数据,适当‘优化’一下,在圈子里也不是什么大事,只要大结论对就行”。这位“老乡”,据说毕业后进了一家“很好的生物公司”。
凌风、小徐、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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