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老周、勇哥他们这群热气腾腾的同事，思绪就像被风吹开的旧账本，一页页翻过，难免会停在那些带着沉重底色的页码上。其中最让我唏嘘的，不是自己当年在名利场的沉浮，而是两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同事——宝国和大勇，以及那位一手攥着车间纪律、却似乎弄丢了人情味的李主任。
李主任比我大十岁，和老周他们算是同辈人，却活得像个紧绷的发条。作为车间主任，他在单位里是出了名的“铁腕”，个子挺高，腰板永远挺得笔直，脸上很少有笑容，眉头常年拧成一个川字，看人时眼神锐利得像手术刀，仿佛能穿透人的皮肉，直抵你心里那点偷懒的小心思。我和他几乎没有过正经对话，顶多是在车间走廊遇见时，他微微颔首，我点头致意，空气里都带着几分拘谨的凉意。
说不上对他有什么厌恶，毕竟他没针对过我，但也绝对谈不上喜欢。他更像一个符号，一个那个年代某些基层领导的缩影——把“规矩”二字刻进骨子里，却把“人心”二字抛在了脑后。那时候我总觉得，他的办公室不像个管理者的落脚点，倒像个审判庭，门口常年飘着一股压抑的气息，连路过的同事都忍不住放轻脚步，生怕被他抓去“谈话”。
和我同批进单位的年轻人里，宝国和大勇是最扎眼的两个。我们都是80后，05年左右走进社会，一头撞进了化工单位森严的管理制度里。宝国个子180左右，皮肤黝黑，消瘦，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透着股憨厚劲儿；大勇则截然相反，高高大大，长得特别帅，很阳光，眼神里带着几分桀骜不驯的叛逆，像头没被驯服的小兽。我们三个年纪相仿，又都是车间里的“新人”，自然凑得近，下班偶尔会一起去吃碗拉面，他俩会在宿舍里分享一包烟，聊聊对未来的迷茫，吐槽单位里的条条框框。
那时候的我们，心里都揣着一股躁动的劲儿，总觉得年轻就该肆意妄为，上班打卡、坐岗值守的日子，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我们困得喘不过气。可同样是不想上班，我们的退路却天差地别。我仗着有副业，组织模特走秀、搞几场比赛能挣到比工资多几倍的钱，请假扣工资对我来说无关痛痒，顶多是少领点死工资，不影响生活质量。可宝国和大勇不行，他们是实打实的“月光族”，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一旦断了，日子就捉襟见肘。
尤其是宝国，活得比谁都憋屈。他家是农村的，父母把他送进这个国企，就是图个稳定，能攒钱娶媳妇。为了“帮”他存钱，父亲也在国企，母亲没有工作，宝国上班后父母直接把他的工资卡收了过去，每个月只给他二百块零花钱，美其名曰“节流”。二百块钱，在零几年的油城，够吃几顿快餐，够买几包烟，却根本经不起任何额外的开销。我们偶尔凑在一起吃饭喝酒，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让他掏钱，知道他兜里比脸还干净。
我至今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小卖部买冰棍，宝国摸遍了全身口袋，只掏出皱巴巴的两块钱，红着脸说自己想吃个巧乐兹，还差五毛钱。那时候巧乐兹刚流行，五毛钱的差价，却让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窘迫得手足无措。最后是大勇掏出五块钱，拍在柜台上，大大咧咧地说：“多大点事，我请你！”宝国接过冰棍，低着头，半天没说话，只是小口小口地啃着，眼神里的落寞，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年轻人嘛，谁不想和朋友热热闹闹地玩，谁不想手头宽裕点，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可宝国连这点小小的愿望都满足不了。我们都劝过他，跟父母好好说说，留些零花钱，可他摇摇头，说父母不容易，攒钱都是为了他将来好。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却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只能在上班时蔫头耷脑，下班了跟着我们蹭吃蹭喝，脸上的笑容很少，眼神里的光也渐渐暗淡下去。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他顶多是熬到结婚，拿回工资卡，日子就能慢慢好起来。谁也没想到，命运会给这个憨厚的小伙子一记沉重的耳光。2009年，单位分流，我被调到了别的厂办，和宝国、大勇渐渐断了联系，只是偶尔从老同事嘴里听到他们的消息。直到2011年的一天，我在新单位上班，突然接到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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