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之古庙人家
青砖黛瓦的山神庙蹲在村子东头的土坡上，檐角的铜铃被风刮了几十年，早没了声响，倒把岁月的锈迹挂在上面，颤巍巍地晃。庙门常年虚掩着，门楣上“山神庙”三个朱漆字褪得只剩浅红印子，像老人嘴角没擦干净的血。庙墙根下住了三户人家，最东头的是邹家，邹平富的老烟斗，就总在庙门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明灭。
邹平富年轻时是村里出了名的穷汉，穿着打补丁的单衣能熬过整个冬天，揣两个硬邦邦的红薯就能去三十里外的镇上扛活。那时候山神庙还没这么破，庙里的泥菩萨没塌，他常蹲在庙门口啃红薯，望着远处尘土飞扬的公路发呆——那是县城通过来的唯一一条柏油路，偶尔有卡车开过，引擎声能惊飞半坡的麻雀。“等咱有了车，也让这路给咱挣钱。”他摸了摸怀里揣着的半截烟杆，烟锅里没烟，就空嚼着烟嘴，眼神亮得像庙里供桌上的油灯。
媳妇秀兰那时候刚嫁过来，陪嫁的木箱里藏着两双新布鞋，舍不得穿，缝缝补补给邹平富做了三双千层底。她总说：“日子慢，别急。”可邹平富急，他看着邻村有人跑运输赚了钱，揣着攒了三年的五十块钱，又跟亲戚借了三百，硬是从废品站淘了辆二手解放牌卡车。车开回来那天，他把车停在山神庙前，给泥菩萨磕了三个响头，烟杆在庙门前的青石板上敲了敲，说：“菩萨保佑，咱邹家要翻身了。”
往后的日子，邹平富就把家安在了卡车上。拉煤去山西，运粮去河南，车斗里堆着货，驾驶室里堆着他的铺盖卷和秀兰烙的杠子馍。那杠子馍是用粗面和的，秀兰怕放坏，没敢多加水，蒸出来硬得能当锤子用，邹平富却吃得香，就着路边井里打的凉水，一顿能啃两个。有次去山西拉煤，遇上连阴雨，公路泥泞得陷车轮，他在驾驶室里困了三天，最后靠着剩下的半个杠子馍和接的雨水撑到救援来。后来秀兰心疼，说要给他装些咸菜、煮两个鸡蛋，他却摆手：“咸菜要花钱，鸡蛋能给娃补营养，我啃馍就够了。”连沿途饭馆最便宜的面汤，他都舍不得买——总说“面汤要配面，咱单喝人家的，占了便宜”，宁愿渴了就喝凉水，饿了就嚼干馍。
日子慢慢好了起来，邹平富换了新车，村里盖起了砖瓦房，可他还是老样子。衣服破了让秀兰补，吃饭还是杠子馍配白开水，唯一的开销，就是买烟丝。他的老烟斗是年轻时从镇上旧货摊上淘的，红木烟杆，黄铜烟锅，用了二十多年，烟杆被摩挲得油光发亮。每天收车回来，他就蹲在山神庙门口的老槐树下，装烟，点火，“吧嗒吧嗒”抽着，烟圈飘到庙檐下，和暮色混在一起。秀兰喊他吃饭，他总说：“再抽两口，给菩萨说说今天的事。”
谁也没料到，意外会来得这么快。那年邹平富五十岁，拉着一车水果去县城，在盘山公路上遇上了塌方。卡车翻下了山坡，等村里人找到他时，他手里还攥着那个老烟斗，烟锅摔扁了，烟杆断成了两截。秀兰赶到时没哭，只是蹲在车旁，把断了的烟杆捡起来，用布擦了又擦。下葬那天，她把老烟斗放进了邹平富的棺材里，说：“你走了也带着，路上抽两口，不孤单。”
邹平富走后，秀兰像变了个人。以前她跟着邹平富节俭惯了，邻居家借碗盐都要犹豫半天，现在却总把家里的菜、烙的馍往邻居家送。有次村里的王老太病了，儿子在外打工没回来，秀兰端着熬好的小米粥，守在床边伺候了三天。有人说她傻，说邹平富攒下的家业要被她败光，她却笑着说：“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以前老邹总说要挣钱，可挣钱不就是为了让人活得舒坦些？”她还把山神庙门口的老槐树修了修，给庙门刷了新漆，逢年过节就去庙里打扫，摆上两个刚烙好的杠子馍，说：“老邹在这儿，菩萨也在这儿，得干净些。”
儿子邹明宇和女儿邹晓棠是看着父亲的辛苦长大的，也继承了他的韧劲。邹明宇跟着父亲跑过几年运输，懂车懂路；邹晓棠读过高中，会算账。兄妹俩商量着，要把父亲的运输生意做大，开一家物流公司。秀兰没反对，把家里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说：“你们爹这辈子就想把事做好，你们接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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