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的基础，是个体对自身的全方位检视，绝非表面化的自我检讨，而是从外到内、从行到心的深度剖析，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言行之省，检视外在行为的合规性。这是最基础的自省，聚焦于日常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礼仪准则、社会公序良俗。如 “所言是否失信？所行是否逾矩？所做是否利他？”，通过对具体言行的复盘，及时发现并纠正 “言行不一”“失礼失德” 的问题。例如，孔子 “过则勿惮改”，当意识到自己言行有失时，主动改正，正是言行之省的典范；
第二层：动机之省，剖析内在心念的纯粹性。这是更深层次的自省，探究言行背后的思想动机，是否掺杂私心、贪欲、偏见等负面心念。如 “做事是为了虚名还是实利？助人是发自本心还是功利算计？批评他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人恩怨？”，通过对动机的拷问，净化内心，实现 “言行一致、心口合一”。如北宋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每一项举措的动机都源于 “为国为民”，正是动机之省的结果；
第三层：品性之省，完善核心人格的完整性。这是最高层次的自省，聚焦于自身品德修养的短板与不足，如是否缺乏诚信、勇气、谦卑、宽容等核心品质，是否存在傲慢、嫉妒、吝啬、浮躁等负面品性。这种自省并非一时之举，而是终身践行的习惯，通过持续的自我完善，实现人格的升华。如曾国藩一生坚持写日记，每日反思自身品性的不足，从 “浮躁易怒” 到 “沉稳谦和”，正是品性之省的生动体现。
2. 讥诫：外在警示的双重来源
“讥诫” 是 “省躬” 的重要参照，若无外在的警示与反馈，自省易陷入 “自我蒙蔽” 的误区。“讥诫” 的来源主要分为两类，共同构成修身的 “外在镜子”：
他人之讥与劝诫：包括亲友的提醒、师长的教诲、他人的批评、舆论的评价等。这类警示往往直接、具体，是最直观的 “自省素材”。《论语?颜渊》云：“子贡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子的教诲，本质上是对弟子的 “诫”，引导弟子通过自我约束实现 “仁”；唐太宗李世民善于纳谏，魏征的 “犯颜直谏” 虽常令其 “难堪”，但他始终以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的态度接纳，正是对 “他人之讥诫” 的重视；
经典之训与情境之鉴：包括儒家经典的教诲、历史案例的警示、现实情境的反馈等。这类警示虽不直接针对个体，却能提供普遍的修身准则与避祸经验。《周易?系辞下》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对个体言行的长远警示；《资治通鉴》记载历代兴衰成败，通过历史人物的命运沉浮，为后人提供 “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 的参照，正是 “经典之诫” 的体现；而现实中 “因傲慢而失败”“因失信而失友” 的案例，也为个体提供了鲜活的 “情境之诫”。
3. 践诫：从认知到行动的转化
“省躬讥诫” 的最终落脚点是 “践行”，若仅停留在 “自省” 与 “知晓” 层面，而不付诸行动，便失去了修身的意义。“践诫” 的核心是将外在的警示与内在的自省，转化为具体的改正行动与长期的行为习惯，可分为两个阶段：
即时改正：针对自省发现的具体过错与他人指出的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避免小错酿成大祸。如子贡 “闻过则喜”，一旦得知自己的过错，立即改正，不拖延、不推诿；北宋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发现自己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考证有误，即使书稿已近完成，仍坚持修改，体现了 “即时践诫” 的严谨态度；
长期坚守：将 “省躬讥诫” 内化为终身的修身习惯，形成 “自省 — 改正 — 提升” 的良性循环。如王阳明提出 “知行合一”，强调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将自省的认知与践行的行动统一起来；曾国藩坚持 “每日三省”，即使身居高位，仍保持谦逊自省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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