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那年的中秋节前夕，家里发生了一件至今想来仍觉得蹊跷的怪事。那天，我四个平日里很少走动的姑姑，竟然不约而同地在同一天来到了我叔叔家。更令人费解的是，她们此行的目的出奇地一致——都说要给我已故的爷爷刘汉山烧纸钱、摆供品、送吃食。要知道，在我们家乡，给先人上坟祭奠通常都是逢年过节或忌日才进行的，而这既非清明也非中元节，更不是爷爷的忌日。这事儿本就够稀奇的了，可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她们突然造访的缘由，据说都是因为做了相似的怪梦。
我有两个大姑和两个二姑，多年来，这件事一直令我困惑不解。直到上了高中，我才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真相：原来，有两个姑姑是后奶奶黄秋菊“拖油瓶”带来的。她改嫁给我爷爷刘汉山时，带来了两个女儿，后来到刘家又生育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让我小时候常常分不清哪位姑姑是哪位奶奶所生。
我婶子对这四个姐姐管束得极为严厉，简直到了苛刻的地步。她专门制定了一套规矩，明确要求两位姑姑必须把她家被视作唯一的“娘家”，每次回村探亲时，必须先去她家报到，等在她家待够了时间，才能来我家走动。这套规矩被她反复强调，每次姑姑们回来前，她都要托人捎口信提醒，生怕她们忘了似的。
可两位姑姑偶尔记性不好，舟车劳顿之后就把拜访的顺序弄混淆了；有时则是存心想要气气这位蛮横霸道的弟媳，便会先到我家坐坐。她们时常私下里抱怨：“老大是老大，老二是老二，顺序不能颠倒。娘不在家，我们先到大哥家是规矩，凭什么还要讲究先到你家。”于是故意先到我家，喝杯茶，聊会儿天，再慢悠悠地前往婶子家。
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我婶子一旦知晓此事，马上就会闹得家宅不宁。她先是会在院子里捶胸顿足、悲恸哭诉：“我命怎么这般苦啊，嫁进刘家，连姑姐都不把我当回事！”接着便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撒泼打滚，把衣裳扯得七零八落，头发也抓得乱蓬蓬的。那哭喊声能传至半个村子，左邻右舍听到动静都会跑过来看热闹。
我娘总会前去劝解，越是劝解，她闹腾得就越厉害。到最后，两位姑姑实在难以招架，只能低声下气地向她赔礼道歉。大姑会拿出从城里带来的点心，二姑则会送上扯来的花布，还再三保证以后一定先到她家。婶子这才勉强止住眼泪，但仍要絮絮叨叨地数落许久才肯善罢甘休。她会念叨着“城里人就瞧不起乡下人”“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这类老话，非要把心中的那股怨气发泄完才肯罢休。
等姑姑们离开后，她是另一张得意地脸，对邻居炫耀：“瞧见没，就得给她们立立规矩，不然还不得翻天了！”那副神情，活脱脱像个泼妇。
我母亲张大妮不和她一般见识，毕竟有我后奶奶黄秋菊在世，有她在，闺女理所应当去先看娘。不过，这一次四个姑姑先到我们家，找我大爷刘麦囤和我娘张大妮商量给刘汉山送西瓜的事儿，让我婶子很不舒服，那张黑脸一直是猪肝色，愁云密布，不见一点阳光。
我也一直怀疑这事儿的真实性，我爷一夜之间给几个女儿托梦想吃西瓜，说起来有点玄乎其神。在那个年代，通讯极其不便。我们整个大队仅有一部手摇电话，通体漆黑得像块焦炭。若要使用，需先摇通公社总机，再由话务员进行插转操作，才能联系上你想找的人。而且，这部电话还被锁在大队部的办公室里，只有大队干部才有资格使用。普通村民想要打个电话，那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几个姑姑能在同一天都收到爷爷托梦的消息，还都不约而同地带着西瓜赶来，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我把自己的疑惑跟母亲说了，母亲却只是笑着摇摇头，说：“孩子，有些事情，你现在还不懂。你爷爷一辈子善良正直，说不定真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能在梦里和女儿们说上话呢。”我听了母亲的话，心里还是半信半疑，但又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
就在我为此事纠结不已的时候，村里突然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爷爷托梦要西瓜这件事，是我家故意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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