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者，自有风骨。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唯唯诺诺之人。”
最经典的对话出现在蒋要求刘交出闹事学生名单时。刘文典断然拒绝：“名单我有，但不能给你。我乃一校之长，保护学生是天职。若交名单于你，将来有何面目见学界同仁？”
蒋介石勃然大怒：“你这学界败类！不撤你的职，实在难解我心头之恨！”
刘文典竟拍案反击：“你不过是军阀一个！我乃国立大学校长，你无权撤我！”
盛怒之下，蒋介石给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不甘示弱，飞起一脚踢向蒋介石腹部（虽未踢中，但气势十足）。侍卫一拥而上将刘制伏。
这段“脚踢蒋介石”的传奇在民国学界广为流传，虽然细节可能有夸张，但基本事实得到多方证实。结果刘文典被关押七天，后因蔡元培、胡适等多方营救获释，但安大校长职务被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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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刘文典对友人笑言：“我兄（指蒋介石）那几记耳光要是打在日本人脸上，可就为民族出气了，可惜打在了我脸上。”
西南联大时期的“疯狗”教授
被免职后，刘文典赴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至昆明，在西南联大继续任教。这一时期，他的狂傲性格更加彰显无遗。
刘文典公开看不起新文学作家，尤其看不上沈从文。据说西南联大评职称时，刘文典坚决反对沈从文升教授，扬言：“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至于沈从文，4毛钱都不给！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有一次日军空袭，警报响起，师生纷纷奔跑避难。刘文典跑到半路，忽然想起陈寅恪视力不佳，忙带着学生折回去搀扶。看见沈从文也在奔跑，刘文典当即怒斥：“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该死的，干什么跑啊？”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曾在课堂上说：“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佩服，也不是百分佩服，而是千分万分佩服。”这与他对沈从文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得了个“刘疯子”的绰号。他上课常常不循常规，有时带着学生到校外小酒馆，边饮边讲；有时夜晚开课，在月光下讲授谢朓的《月赋》；更有一次，他竟然躺在讲台上讲课，忽坐忽卧，妙语连珠，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刘文典还曾与作家施蛰存有过一段趣事。施蛰存请刘文典为一部词集作序，刘文典满口答应。过了半年未见回音，施蛰存前去催问。刘文典说：“序已经写好了，不过还有三四字需斟酌，等我斟酌妥帖再交给你。”又过了半年，施蛰存再次催问，刘文典说：“还有一字未安。”直至词集出版，这篇序终究没有交稿。刘文典后来解释：“给他们年轻人作序，不能有半点马虎，宁可缺毋滥。”
晚年归隐：狂傲一生的最后时光
1949年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年过花甲的他锋芒稍敛，但风骨依旧。
据云大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必先沏一壶浓茶，带一包香烟。讲到精彩处，便喝口茶，吸根烟，然后继续滔滔不绝。他常说：“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解答。”
有一次云大中文系改编课程，欲削减《庄子》课时。刘文典闻讯直奔系主任办公室，拍桌质问：“《庄子》我教不了啦！你们谁能教谁教去！”系主任只好妥协，一切照旧。
1958年，刘文典因肺癌住院。弥留之际，他已不能言语，却仍用手指在空中比划，仿佛仍在修改文章。7月15日，这位民国最狂学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刘文典逝世后，家中藏书万余册全部捐赠云南大学。令人唏嘘的是，这位国学大师的藏书中，西文书籍竟占三分之一之多，且多为哲学、社会科学原着，书中密密麻麻写满批注。
千古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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