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尝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然其本人在民国文坛的身影，却绝非仅限于“荒江野老屋中”，反倒是在中西文化的激荡间，以其博学与机智，留下了无数趣谈轶事。
一、清华才子的“狂”与“谦”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国文近乎满分的惊人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学之初，其才学已然显露锋芒。传闻当时中文系教授钱基博（恰是钱钟书之父）的好友、史学大师钱穆正在撰写《先秦诸子系年》，中有考证一处久久不能决断。某日，钱基博将书稿交予年仅十九的钱钟书审阅，不料这少年竟一口气指出其中五六处疏漏，且皆引据翔实，论证精当。钱穆得闻后非但不恼，反而抚掌称奇：“后生可畏，吾道不孤矣！”
在清华园中，钱钟书之“狂”亦是出了名的。他曾放言：“清华无人配做我钱某人的老师！”不过这话传到其父耳中，却招来一顿训斥。后来钱钟书辩解道，此言非是轻蔑师长，实是对清华西文系课程设置的不满——许多原着他早已烂熟于心，课堂上不过是炒冷饭罢了。
然而这位“狂生”在真才实学面前却极为谦逊。吴宓当时在清华开设“中西诗比较”课程，每讲到精妙处，钱钟书必凝神静听，课后还常与吴宓讨论至深夜。后来吴宓女儿曾问父亲：“钱师兄当真如此狂妄吗？”吴宓笑道：“钟书的狂，是狂在面上；谦，却谦在骨子里。”
二、留学时期的趣闻轶事
1935年，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同赴英法留学。在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这位中国才子很快以博闻强记闻名。据说某次讨论会上，一位英国学生引用了一句冷门的拉丁谚语，全场寂然，唯有钱钟书不仅接出了下半句，还准确指出了该谚语的出处及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三种变体，令在场师生惊叹不已。
在巴黎大学进修期间，钱钟书夫妇过着清贫却充实的生活。杨绛先生后来回忆道：“我们整天就是在图书馆‘挖煤’（指钻研学问），偶尔出去也多半是逛书店。”某日二人漫步塞纳河畔旧书摊，钱钟书一眼瞥见一部16世纪的意大利文论着，当即与书贩侃侃而谈起来。那书贩原本以为东方人好欺，胡乱开价，不料钱钟书不仅准确说出了该书的版本价值、存世数量，还指出了书脊处一个不易察觉的修补痕迹。书贩大惊失色，连呼“遇到了行家”，最后以实在价格成交。杨绛笑问：“你怎么连这个都懂？”钱钟书眨眨眼道：“上次在图书馆恰巧看过这本书的目录介绍。”
三、《围城》内外的幽默人生
1947年，《围城》问世，立即引发轰动。这部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小说以幽默犀利的笔触描绘了民国知识分子的群像。书中妙语连珠，诸如“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等句，至今仍被广为传诵。
有趣的是，《围城》中许多情节皆有钱钟书自身经历的影子。譬如方鸿渐买假文凭一事，据说取材于钱钟书在巴黎时听闻的一则趣闻：某中国留学生因学业不济，居然真的通过非法渠道购得克莱登大学（实为子虚乌有）博士文凭回国招摇撞骗。钱钟书得知后抚掌大笑：“这倒是个写小说的好材料！”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然而这部杰作在创作过程中却颇为随意——钱钟书先是应赵辛笛之邀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每期现写现卖，常常是编辑部派人来取稿时，他还在奋笔疾书。杨绛先生回忆道：“有时候催稿的已经在客厅等候，他还在书房里唰唰地写，我只好先出去招呼客人吃茶。”
四、文人相重亦相轻
钱钟书与同时代文人的交往，亦不乏趣谈。他与林语堂相交甚笃，二人都以幽默见长，但风格迥异。某次聚会，林语堂大谈幽默之道，认为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钱钟书听罢笑道：“语堂兄所谓幽默，是西装革履的笑话；我所谓的幽默，可能是长衫马褂的俏皮话。”举座皆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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