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一个春日，北京大学礼堂内人头攒动，一场关于新旧文化的论战正在上演。一位留着山羊胡、面容清癯的老者登上讲台，声音洪亮如钟：“胡适之先生说古文是死文字，那我请问，若是死文字，何以《左传》、《史记》能流传千年而不朽？若是死文字，何以我等今日仍能为之动容？”
台下坐着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扶了扶眼镜，微笑着回应：“琴南先生（林纾字）的古文自然是好的，但今日之中国需要的是活文学，是白话文。”
林纾闻言，山羊胡子微微颤抖，却不急不恼，反而幽默反击：“适之先生提倡白话，甚好甚好。只是老朽听说，您在美国写博士论文时，用的可不是白话英文啊！”
全场哄堂大笑。这位与新时代格格不入却又令人忍俊不禁的老先生，便是民国史上一位奇人——不懂任何外语，却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的林纾。
一、福州奇童：从漆匠到举人
1852年，林纾生于福州一个商人家庭。幼年时家道中落，却造就了他勤奋苦读的性格。有趣的是，这位后来的古文大家，小时候却是个“问题少年”。
据野史记载，小林纾顽皮异常，常在私塾捣乱。先生罚他背书，他竟过目成诵，令先生啧啧称奇。某日，先生出对子：“南街三更子”，林纾不假思索对出：“西廊一线天”。先生大惊，知此子非凡品，从此另眼相看。
更奇的是，林纾年轻时曾靠做漆匠为生。他自创“题诗漆器”的生意——在漆器上题写诗句，顿时价值倍增。某次为当地富商漆屏风，他在屏风背面题了一首讽喻诗，富商浑然不觉，还多付了工钱。这事后来传为笑谈，可见林纾早年就展现了将艺术与生计结合的智慧。
1882年，30岁的林纾中举人，与同年中举的李宗言、李宗祎兄弟结成“福州支社”，每月聚会四五次，吟诗作对，好不快活。有趣的是，这位后来的古文扞卫者，当时却以白话写就《闽中新乐府》，批判社会陋习，可谓早期的“白话文实践者”。
二、机缘巧合：不懂外文的翻译之路
1897年，林纾的人生迎来转折。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郁郁寡欢。好友魏瀚、王寿昌为帮他散心，邀他同游鼓山。
船中，王寿昌正在读小仲马《茶花女》，时而拍案叫绝，时而掩卷长叹。林纾好奇询问，王寿昌便讲述故事。听到动人处，林纾不禁潸然泪下。
魏瀚见状，心生一计：“琴南兄文笔斐然，何不将此事译出，以飨国人？” 林纾愕然：“可我不通外文啊！” 王寿昌笑道：“无妨，我口述，你润色。”
于是，中国翻译史上最奇特的合作开始了——王寿昌手持原着，口述意思；林纾铺纸挥毫，以文言润色。每当王寿昌口述至动人处，林纾常常掷笔痛哭，需平复心情方能继续。
《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后，顿时洛阳纸贵。严复写诗称赞：“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更有趣的是，许多读者以为林纾是风流倜傥的年轻才子，殊不知他已是年近半百的鳏夫。
从此，林纾开启了他独特的翻译生涯。他先后与魏易、陈家麟、曾宗巩等十余位通外文者合作，翻译了英、法、美、俄等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80余部作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往往口述者尚未读完，林纾已译毕搁笔。他自嘲为“耳受笔追”的“文字速记员”。
三、译界趣闻：林纾式的“创造性叛逆”
林纾翻译最大特点是大胆的“创造性叛逆”。他常对外国作品进行“中国化”改造，闹出不少笑话，却也成就独特风格。
译《堂吉诃德》时，他将西班牙骑士改编成中国侠客，甚至让堂吉诃德说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儒家语录。塞万提斯若地下有知，恐怕要目瞪口呆。
更有趣的是，林纾常以自己的理解添加内容。译狄更斯《老古玩店》时，他觉得结局太过悲惨，竟自作主张让主角“死而复生”，还加上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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