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 九一八事变与不抵抗命令的再审视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深刻伤痕，它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更是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的起点。长期以来，关于“不抵抗命令”的来源一直是历史学界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近年来，随着一批历史档案的陆续公开，特别是蒋介石亲笔手令的披露，为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1931年9月18日夜晚，沈阳北郊柳条湖畔的爆炸声，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了南满铁路被炸事件，随即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当时驻守东北的东北军约有20万人，而日本关东军仅万余人。然而，在短短四个多月内，东北全境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在传统叙事中，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常被视为“不抵抗”的主要责任人。然而，新近公开的档案资料显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张学良已敏锐察觉到日军的异常动向。1931年8月24日，即九一八事变前二十余天，张学良曾急电蒋介石请示对策。档案中清晰可见蒋介石用铅笔批示的“不发”二字，这种刻意的沉默，已然暗示了南京政府的态度取向。

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9月22日发给张学良的手令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其立场：“日军侵鲁，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他要求各地官员“劝告民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并明确指示要压制民众的抗日游行。这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文件，无可辩驳地揭示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期间的真实态度。

更令人痛心的是，面对日本军舰在沿海地区的不断挑衅，蒋介石于1931年10月7日下令：“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先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这种委曲求全的态度，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形成鲜明对比，也深刻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待日本侵略的基本立场。

这些新披露的史料不仅澄清了历史疑云，更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真实角色。从已公开的手令可以看出，蒋介石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要基于以下考量：首先是过度依赖国际干涉，寄望于国联调停；其次是坚持“攘外必安内”的政策，将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其政权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对立，使其无法发动全民族抗战。

值得注意的是，不抵抗政策导致的恶果远不止于东北沦陷。1935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得寸进尺的背景下，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与日方秘密签订《何梅协定》。这一协定要求国民党撤出在河北的军队、取消平津党部、撤换河北省主席与平津市长，实际上将华北主权拱手相让。何应钦后来在台湾多次否认该协定存在，但如今连他请示蒋介石的文件都已曝光，显示蒋介石不仅知情，还特别指示“不能留书面备份”，显然自知此举见不得光。

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旗帜。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义勇军等抗日武装相继成立，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史诗。

然而，这些抗日力量不仅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反而处处受到掣肘。档案显示，当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军长邓文向国民党将领桂永清求援时，蒋介石的回复是：“集宁分校重要，应专心办成，不可末于无定，分心他务，致碍正务也。”这种态度直接导致了抗日英雄邓文在两个月后弹尽粮绝，壮烈牺牲。

更令人发指的是，蒋介石将本应用于抗日的军事力量，转而用于对中国人民的残酷镇压。从披露的手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蒋介石亲自下令对革命根据地群众实施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对匪巢只有焚烧，才能解决”等手令，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血腥气息，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