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直接对侍从室负责。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全面清点军统的账目和资产，包括那些“隐形”部分。
清查结果令人震惊：军统的正式账面上只有约30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这与外界估计的数额相去甚远。更奇怪的是，多家与军统有关联的影子公司和个人账户在戴笠死前几个月内有大额资金流动，部分账户已经被清空。
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据台湾后来解密的蒋介石日记记载，1946年4月13日，蒋写道：“雨农（戴笠字）身后事复杂，其经济安排尤为混乱，恐有不当之处。”
尽管心存疑虑，蒋介石还是迅速采取了措施：首先，将剩余的可确认资产直接划归“总裁特别办公费”，实际上就是蒋的个人控制；其次，解散了军统大部分秘密商业机构；最后，安排亲信接管了军统的银行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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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戴笠死后第三个月，蒋介石突然拨付了一大笔“特别抚恤金”给戴笠之子戴藏宜，数额之巨令人咋舌——这被外界解读为“封口费”的一种形式。
军统高官的“分肥盛宴”：谁得了最大好处？
在官方接管的同时，军统内部也在进行着另一场隐秘的财富再分配。
戴笠生前的心腹们深知，许多灰色财富一旦被蒋介石完全掌控，他们就再无机会接触。于是，一场无声的“分肥”行动在表面哀悼的掩护下展开。
最有优势的当数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和经理处长徐人骥。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轻描淡写地提到：“处理了一些戴先生生前安排的特别资金。”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特别资金”数额巨大——仅沈醉一人就经手了超过20万美元的“账外资产”重新安排。
军统各地方站也纷纷行动。上海站长刘方雄迅速“处理”了军统在上海的多个商业据点；北平站长马汉三则被怀疑私吞了大量原属日伪资产的财物（这也成为后来马汉三被毛人凤处决的罪名之一）。
最戏剧性的是军统香港站的情况。站长王新衡在戴笠死讯确认后24小时内，就将站里的特别资金转换为金条和美元，并通过汇丰银行转移到安全账户。当南京的接收人员到达时，面对的是完美无缺的账本和大大缩水的实际资产。
毛人凤在这场分肥中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他一方面积极配合蒋介石的接收工作，另一方面巧妙安排自己的亲信接管关键岗位。通过平衡各方利益，毛人凤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军统改组后的保密局局长，也实际获得了最大份额的“遗留资产”。
神秘“消失”的部分：那些真正不知所踪的财富
尽管各方努力“接收”，仍有一部分戴笠掌控的财富似乎真的消失了。这些成为后来传说和文学创作的热点。
最引人入胜的是那批传说中的文物古董。抗战期间，军统确实没收了大量汉奸收藏的文物，包括着名的“张伯驹收藏”部分精品。戴笠死后，这些文物似乎不翼而飞。有说法称，戴笠早已将这些文物转移至香港；也有人认为被军统高官私分。直到今天，偶尔出现在拍卖会上的某些文物还会引发这方面的猜测。
另一谜团是那些海外账户。美国战略服务局的档案显示，戴笠至少在瑞士、美国和阿根廷的银行设有秘密账户。但这些账户在戴笠死后似乎从未被激活过——要么是密码遗失，要么是早已被秘密转移。
最神秘的当属那个传说中的“军统最后基金”。据沈醉晚年透露，戴笠确实设置了一笔应急基金，埋藏在某个秘密地点，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具体位置。戴笠突然死亡后，这个秘密就此湮没。上世纪80年代，甚至还有人组织过所谓的“寻宝行动”，当然一无所获。
历史真相：可能比小说更精彩
纵观戴笠死后军统财富的流向，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多方博弈的再分配过程：蒋介石接管了大部分合法资产；军统高官瓜分了部分灰色财富；还有一些可能真的永远消失了。
1990年代，台湾解密的档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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