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元二十年初秋，咸阳宫的晨光里，还飘荡着医械革新的余韵，天工阁的奏报便已递到了紫宸殿御案之上。墨矩捧着一方锦盒，躬身立于殿中，盒内躺着三枚形制各异的发条钟表——一枚鎏金嵌宝，专供宫廷使用；一枚精铜素面，适应官府衙署；还有一枚粗陶外壳，竟是为民间百姓所制的平价版本。
“陛下，发条钟表的工艺已尽数勘破。”墨矩的声音里带着难掩的振奋，“臣等改良了齿轮咬合的齿距，用坩埚钢打造的擒纵机构，走时日误差已不超两刻。陶壳版本省去了鎏金錾刻的工序，成本削减七成，足可批量铸造。”
扶苏接过那枚陶壳钟表，指尖摩挲着粗糙却坚实的外壳，只觉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他想起前世街巷里随处可见的钟表，想起那些精准到分秒的时间刻度，而今，这跨越千年的计时智慧，终于要在大秦落地生根。
“传朕旨意！”扶苏抬手，声音朗彻殿宇，“着天工阁开设钟表坊，分设三作——御用作铸造鎏金嵌宝钟，供皇室宗庙、紫宸殿计时；官用作打造精铜钟，配发至全国各郡县衙署、驿站、军营；民用作坊量产陶壳钟，许民间商贾贩售，定价务必亲民，惠及黔首。”
旨意传下，整个天工阁顿时忙碌起来。熔炉的火光彻夜不熄，淬炼着一批批精钢齿轮；车床的轰鸣声里，工匠们将铜坯车削成规整的表盘；制陶坊的窑火中，一个个陶壳被烧得坚如磐石。不过月余，第一批千余枚发条钟表便已出炉，被快马送往大秦的四面八方。
咸阳城的谯楼之上，率先挂上了一枚直径三尺的精铜大钟。钟盘上不再是模糊的十二时辰，而是被扶苏亲自划定的“一日十二时，一时八刻，一刻十五分”——这是他结合前世的计时法，与太史令反复推演后定下的标准时制。负责报时的吏卒，每日卯时初刻校准钟表，而后敲响谯楼的铜钟，雄浑的钟声便会穿透咸阳的街巷，唤醒沉睡的都城。
“咚——咚——咚——”
三响钟鸣，代表卯时三刻，正是官署开衙、工坊上工的时辰。以往靠沙漏、日晷计时的咸阳百姓，渐渐习惯了循着钟声安排生计。铁匠铺的老铁匠，再也不用盯着日头估摸开工时间；驿站的驿卒，能精准掐算着换班交接的时刻；就连学堂里的蒙童，也学会了看着先生案头的陶壳钟表，念叨着“还有两刻便放学”。
变化不止发生在咸阳。
远在西域的葱岭都护府，戍边的将士捧着新发的精铜钟表，终于能精准执行换岗轮值，再也不会因大漠风沙遮蔽日头而误了时辰。南海之滨的番禺港，商船的船老大们买了陶壳钟表，依着港口的钟声装卸货物，原本混乱的码头竟变得井然有序。就连千里之外的贝加尔市，正在修建港口的民夫，也能跟着钟楼的声响作息，劳作效率竟比往日提高了三成。
可新的问题，很快便摆在了扶苏的御案之上。
这日早朝，丞相李斯手持奏疏，面色凝重地出列：“陛下，臣接郡县奏报，各地钟表计时多有偏差。西域葱岭与中原咸阳，日出日落相差两刻有余，两地钟声报时，竟有辰时与卯时之分。长此以往，恐令律法推行、驿传调度皆受掣肘。”
扶苏心中早有预料。他走到殿中悬挂的巨大舆图前，抬手划过从东海到葱岭的广袤疆域：“此乃经度之差所致。普天之下，日月轮转有先后，岂能一概而论？朕意，以咸阳子午线为基准，定为‘大秦标准时’。凡官署、驿站、军营之钟表，皆需依咸阳时刻校准。各地谯楼报时，需在钟声响后，辅以鼓点注明时差——葱岭时差两刻，击鼓两声；南海时差一刻，击鼓一声；辽东与咸阳同律，无需击鼓。”
他顿了顿，又道：“另，令太史令监制‘标准时漏’，置于咸阳观星台，与钟表相互校准。每年春分、秋分，各地需遣使赴咸阳，校准本地钟表，务求万城同律，计时无差。”
此令一出，满朝文武皆是豁然开朗。太史令领命而去，不出三月，便造出了一座高达丈余的标准时漏。这漏刻以精准的流沙计时，与观星台的天文观测相互印证，成了大秦标准时的基准。各地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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