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年底再说。没想到……这最后一班岗，竟然站到了鬼门关里！还以如此惨烈、如此不体面的方式！
早知道……早知道他妈的就是绑，也得把他绑回家退休！几个领导心里都涌起这个念头，但为时已晚。
医生和护士们对孙妻进行紧急救治，很快将她送到了隔壁的观察室。孙德海的儿子在巨大的悲痛和打击下，也几乎虚脱，被人搀扶着坐下，只是不住地流泪，喃喃地喊着“爸”。
急救室的门再次打开，护士推着盖着白布的单架床出来。白布下，是一个已经失去所有生命气息的轮廓。
“爸——！！！” 撕心裂肺的哭喊再次响起，在寂静的医院走廊里回荡，令人心碎。
郑局长等人，以及总公司的领导，都默默低下头，，向那白布下的遗体，致以沉默的、复杂的、带着无尽悔恨、恐惧和兔死狐悲之感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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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局级的油田党委书记，一个在石油系统摸爬滚打近四十年、还有三个月就满六十岁、本可以安享晚年的老石油人，就这样，在距离他生日还有不到一百天的时候，躺在冰冷的急救床上，被盖上白布，推向了太平间。
他没能等到他的六十大寿，没能等到安全退休、含饴弄孙的那一天。他死在了他最熟悉的、奋斗了一生的石油系统的最高权力中心——总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里，死因是“心源性猝死”，直接诱因是“情绪极度激动”和“头部遭受撞击”。
讽刺，荒诞，残酷。
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极小的、需要知道的范围内核爆式传开。
孙德海的死亡，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已波涛汹涌的湖面，激起了更诡异、更复杂的暗流。
对于刚刚经历“腊子河惨案”、焦头烂额的苏江油田和石油总公司来说，孙德海的死，在最初的震惊、慌乱和恐惧之后，竟然被某些人，在内心深处，隐隐地、不约而同地，视作了一种……“转机”？
一个可怕的、不能宣之于口，却迅速在相关决策者脑中成形的逻辑链条开始运转：
苏江发生了死亡18人的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必须有人为此负责，而且必须是够分量的人。按照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原则，以及事故调查“上追一级”的惯例，苏江油田的党政一把手，孙德海和郑局长，是首要追责对象。现在，孙德海死了。
死了，就意味着他无法再为自己辩解，无法再推卸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体制内，对一个死去的、尤其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尤其是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进行“盖棺定论”时，往往会带有一种微妙的、倾向于“稳定”和“照顾”的考量。
严厉的追责，通常更多地施加在活着的人身上。
那么，将苏江“腊子河”特大事故的主要领导责任，完全、彻底地归到已经死去的孙德海头上，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
他作为党委书记，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在事故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的死，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解读为“因事故压力过大、深感愧疚、突发疾病、因公殉职”。
这样一来，对上（省委、国家部委）、对下（死者家属、职工群众）、对外（舆论），似乎都能给出一个“交代”：主要责任人已经以生命付出了代价，显示了组织严肃追责的决心，也体现了对逝者的某种“哀矜”。
而活着的郑局长，以及其他相关责任人，虽然也难逃处分，但相比于“主要责任人”的罪责，压力似乎就小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对于石油总公司，尤其是对于邹同河本人而言，一个死去的孙德海，作为“顶罪羊”，远比一个活着的、可能乱说话的孙德海，要好控制得多，也“安全”得多。
死人不会申辩，不会翻供，不会牵扯出其他可能更麻烦的问题（比如总公司层面的安全管理漏洞、对下属企业长期疏于监管等）。
于是，在孙德海咽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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