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谴责的合法性基础，从“神授”或“圣贤”转向了 “理性”与“公共性”。
4. 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时代：“谴责”成为舆论武器与政治动员工具。
· 报纸、广播、电视的普及，使得“谴责”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它被政党、利益集团、社会运动广泛运用，用于塑造舆论、打击对手、动员群众。谴责的内容常常高度简化和符号化（如“卖国贼”、“走资派”），服务于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斗争。情感煽动与立场站队，常常压倒事实核查与理性辩论。
5. 网络社交与后真相时代：“谴责”的狂欢化、碎片化与反身性。
· 社交媒体赋予了每个人即时、公开的“谴责权”。谴责变成了一场低成本、高情感投入的“道德围观”与“表演性狂欢”（如网络暴力、热搜审判）。信息碎片化、情绪极化、算法助推，使得谴责极易偏离事实，快速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同时，后现代思想也开启了对“谴责”本身的反思：谁有资格谴责？谴责背后隐藏着何种权力关系？谴责是否成为了逃避更复杂责任（如结构性批判、自身参与共谋的反思）的便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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