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煎熬

里的事也一样。他从国外订了新的织布机，比旧机器快三成，还不用工人弯腰弓背地守着，他亲自带着工头拆箱子、看图纸，教他们怎么用。机器转起来那天，车间里的工人都笑了，说“徐老板真是疼人”，他听着也笑，可心里清楚，他是为了效率，也是为了将来——真到了打仗的时候，多造点布，就能多救几个人。

如果谁要是提“成立工人纠察队”，徐渊立马就冷了脸。上次有个留洋回来的设计师，私下里跟工人说“要成立工会才有保障”，他当天就找了个由头，把人辞退了。他知道工会是好东西，可在这时候，沾上“政治”两个字的工会，就是火药桶，洋人怕，军阀怕，连他也怕——一旦被人扣上“资助赤色组织”的帽子，他所有的准备都白费了。

连赚钱都透着股小心翼翼。他靠着穿越者“先知”的优势，总能在金融市场上捞点好处。有人劝他去买租界的地，说稳赚不赔，他没听；有人说该把钱存去国外银行，他也没动。反而把大半利润都换成了设备和军火——能造零件的机床、能织布的机器，还有药品、五金，轻重武器都偷偷存在苏州河沿岸的几个仓库里或者装备受自己控制的卫队以及二姐夫曾维献的部队。他知道这些东西将来有用，也知道这样最安全——不搞地产，不碰鸦片，不跟洋人争利，就守着自己的工厂，囤点“正经东西”，大家都这样搞，至少不会被人当成眼中钉。

说到底，徐渊的摇摆不是懦弱。他不是没血性，只是历史上见过太多血，怕了；不是没主见，只是知道的太多，不敢轻易拿主意。他像被人按在“三维撕裂”的夹缝里——过去的身份、现在的处境、未来的记忆，哪一头都扯着他；又被“存在性焦虑”压着——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对，怕一步错，就万劫不复。

他同情那些举着标语的工人，却怕他们的热血洒得不值；他恨那些吸民脂民膏的旧势力，却得露出假模假式的笑脸跟他们打交道；他揣着未来的地图，却不敢随便指方向，怕指错了路，把人引向更深的坑。他的犹豫、妥协、闭嘴，都是在刀尖上找平衡——想护着自己，护着家人，护着可能被他决定影响着的人，也想让“历史”别因为他乱了套，可心里的理想和良知又总在翻涌，像有个声音在问“你这样算什么？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吗？”

他就是个被困住的人。困在自己的心里，困在历史的缝里，戴着商人的面具、担着大家长的担子、保守着未来人的秘密，在旧社会20年代的上海滩，跳一场没人懂的舞。每一步都踩着疼，每一圈都绕着怕，只能等——等某个大浪拍过来，比如已经发生的“五卅”那天的血，或者即将发生的“四一二”那天的雨，把他脚下的钢丝冲断，到时候不管愿不愿意，都得纵身跳下去，选一条路，哪怕是深渊，也只能往前走了。

在1927年4月12日那场血腥镇压前夕，社会各个层面都呈现出诸多微妙而危险的变化，种种预兆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

社会氛围变得诡谲不安，谣言如病毒般在街头巷尾、茶馆酒楼迅速传播。“工人纠察队要抢枪”“共产党要暴动”之类的耳语不绝于耳，“蒋介石要清党”的风声也甚嚣尘上，这些谣言真假难辨，却极大地加剧了民众的不安情绪。

与此同时，街头陌生人明显增多，他们多为各方势力眼线，在租界与华界交界处尤其活跃，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搜集情报，让本就紧张的气氛愈发微妙。不同阵营的人之间，警惕与敌意莫名增加，哪怕一次普通争吵，都可能因政治立场的猜忌而迅速升级，情绪紧绷到了极点。

舆论导向也在悄然转变。一些原本态度暧昧或中立的报纸，言论开始转向，大量文章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强调“维持秩序”，为后续行动铺垫舆论。而上海青帮等与国民党右派势力关系密切的帮派势力，活动愈发频繁，人员聚集、物资调动等异常动向，往往是暴力行动的前兆。

军事与准军事力量同样出现异动。北洋军阀溃兵尚未肃清，“国民革命军”部队陆续进驻上海及周边，这些部队派系与政治倾向复杂，其布防和调动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