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疲于奔命，根本无力阻止徐渊势力的渗透。1947年底，荷兰殖民当局不得不私下与徐渊的代表接触，被迫同意“华人商船可在荷属东印度特定港口停靠”，变相承认了徐渊的影响力。
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老挝）面临着越南独立同盟会的武装反抗，早已自顾不暇。徐渊势力的崛起，让法国陷入“腹背受敌”的恐慌——既担心徐渊支持越南独立武装，又怕其渗透柬埔寨、老挝的华人社群。
法国的应对策略是“抱团防御”：一方面与英国、荷兰达成“殖民互助协定”，约定“任何一方殖民地遭遇徐渊势力攻击，其他两方需提供军事支援”；另一方面，加大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投入，在越南北部边境修建防御工事，严防缅北势力南下；同时，拉拢越南南部的亲法势力，许诺“战后给予更多自治权”，试图构建“抗徐防线”。
但法国的困境难以逆转：越南独立武装的攻势越来越猛，法国驻军伤亡惨重；本土经济尚未从二战中恢复，无力支撑长期殖民战争；而徐渊虽未直接出兵，却通过缅北向越南独立武装提供了一批武器弹药，让法国的“抗徐防线”漏洞百出。最终，法国只能采取“防守自保”的策略，对徐渊在南洋的扩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保住法属印度支那的核心区域。
徐渊“隐形帝国”的崛起，让周边东南亚政权陷入复杂的地缘博弈中，不同政权基于自身利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了“敬畏、合作、警惕”交织的局面。
泰国是东南亚少数未被殖民的国家，奉行“务实中立”的外交政策。面对徐渊势力的崛起，泰国国王拉玛八世迅速做出判断：徐渊掌控马六甲海峡与缅北资源，与其对抗得不偿失，合作则能获得经济红利。
泰国主动与新加坡的南洋华人自治委员会签订贸易协定：开放曼谷港与新加坡的直航航线，降低橡胶、大米的贸易关税；允许徐渊的“华渊金融集团”在泰国设立分支机构，投资铁路、矿业等基础设施。作为回报，徐渊承诺“不支持泰国境内的反君主势力”，并保障泰国与缅北的边境安全。这种“互利合作”让泰国成为徐渊势力的重要经济伙伴，也让徐渊的帝国获得了周边政权的首个正式认可。
缅甸临时政府正处于“争取独立”与“内部权力斗争”的双重困境，对徐渊势力的态度分裂为两派：以缅族领袖吴努为首的“合作派”认为，徐渊能牵制英国殖民势力，且缅北与缅甸有共同的反英诉求，主张与徐渊达成“边境互信协议”，允许缅甸通过缅北通道获取武器；而被驱逐出原本家园的以掸族、克伦族领袖为首的“警惕派”则是恐惧和担心，徐渊在缅北的统治模式和“大清洗”会威胁缅甸的主权完整，反对与徐渊合作。
最终，缅甸临时政府采取“有限合作”的策略：与徐渊约定“互不侵犯边境”，允许双方开展民间贸易，但拒绝徐渊势力进入缅甸腹地；同时暗中与英国保持联系，试图在徐渊与英国之间“左右逢源”。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让缅甸与徐渊的关系始终处于“微妙平衡”中，既未彻底交恶，也未形成稳固同盟。
马来亚（马来西亚）此时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由多个苏丹国组成，政权软弱，军事力量薄弱。徐渊在新加坡的胜利，让马来亚的苏丹们陷入极大恐惧——他们担心徐渊会继续北上，吞并马来亚的华人聚居区与橡胶园，更害怕本地华人会效仿新加坡发动起义。
马来亚苏丹国选择“全面依附英国”：主动请求英国增兵马来亚，在马来亚与新加坡边境修建防御工事；限制华人社群的集会与贸易活动，严查“与徐渊有关的人员与物资”；甚至配合英国的宣传，散布“徐渊是华人独裁者”的谣言，试图遏制华人社群的觉醒。但这种“恐惧自保”的策略并未带来安全感，反而让马来亚华人与苏丹政权的矛盾加剧，不少华人秘密与新加坡的自治委联络，为徐渊后续渗透马来亚埋下了伏笔。
印尼独立运动组织（以苏加诺领导的印尼民族党为主）正与荷兰殖民当局激烈对抗，急需外部支持。徐渊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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