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落下，力透纸背。
徐渊引《管子》为佐证，将国家调控比作修行中的“调理阴阳”。阳盛则火旺，过犹不及，徒伤民生；阴衰则气虚，力有不逮，难固国本。又举汉代桑弘羊推行平准法的典故，先言其初期“平物价，抑兼并”之功，再笔锋一转，点出后期“吏奸并侵，上下其手，民益困弊”之弊。字字句句，皆在阐明一个道理：平准赊贷之法，关键在于“度”与“人”。制度设计需留有余地，不可过度干预；执行者更需清正廉明，方能防胥吏借机渔利。
通篇读来，无一句直接批评青苗法、市易法，却处处埋着警示。字里行间，皆是他在姑苏书院一年苦读的积淀，是与章氏子弟彻夜论政的思辨，更是在范家田庄体察民情时，亲眼所见胥吏下乡催贷、盘剥百姓的切肤之痛。不激进，不保守，务实而中肯。
写至此处，徐渊搁下笔，微微颔首。日头已渐渐爬高，毒辣的阳光透过号舍上方的空隙，直直照进来，逼仄的隔间里闷热得像个蒸笼。他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抬手用衣袖拭去。
侧耳听去，周遭的号舍里早已响起一片沙沙的书写声，间或夹杂着几声压抑的哀叹，几声急促的咳嗽，还有不小心打翻水壶的脆响。更远处，隐约传来一阵压抑的呕吐声——想来是有人太过紧张，或是吃坏了自备的干粮，竟在考场上失了态。
徐渊取过案头的水囊，拧开塞子，抿了一口早已备好的盐糖水。甘甜中带着一丝咸涩的液体滑入喉咙，瞬间驱散了几分燥热，也补充了消耗的体力。他的目力因修炼而远超常人，微微侧头，便能瞥见隔壁号舍的考生。那是个面色苍白的少年，正抓耳挠腮，眉头紧锁，面前的试卷上，只写了寥寥数行，墨迹晕染，显是心绪不宁。
午后的日头愈发毒辣，将号舍烤得像一口密不透风的蒸笼。阳光透过头顶的木格窗棂，筛下斑驳的光影，落在徐渊摊开的策论试卷上。案头的墨汁被晒得微微发干，他抬手添了点清水，指尖微动，内劲便循着笔杆流转，将墨色调和得浓淡适中。
这道漕运之题，恰是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他在乐圃坊茶肆听那些跑船的老艄公骂过漕运的弊政——官府强征民船，克扣运费，遇上汛期，粮船倾覆，损失全算在船夫头上；在姑苏书院的藏书楼里，他翻遍了近十年的奏章，看到历任转运使的上书里，满纸都是“漕耗过半”“民力凋敝”的泣血之言；更遑论另一个时空里，他主持过的物流调配、仓储革新，那些关于效率与成本的现代经验，此刻正如同活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入脑海。
徐渊提笔落墨，开篇便掷地有声。他没有堆砌辞藻，而是直接引用了朝野皆知的公开数据：“东南六路岁漕米六百万石，输往京师，然牵挽兵夫逾十万，沿途折损、腐败、沉溺者，约占十之一二。千里漕运，耗银数十万两，民夫疲于奔命，国库空耗巨万，此漕运之痼疾也。”
没有虚言，没有粉饰，字字皆是实情。这平实的开篇，却比任何华丽的骈文都更有力量。
紧接着，他逐条落笔，提出改进之策，条条都具体到可操作的层面。
其一，改漕船之设计。
他放下笔，取过一张备用的宣纸，指尖蘸了点淡墨，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艘漕船的草图。寻常漕船多是尖底，行于江河尚可，入了汴河浅滩，便极易搁浅。徐渊在图上将尖底划去，重绘出平底的轮廓，又在船身内部画了数道隔板：“尖底易滞，平底则稳，可畅行于汴河浅滩。增设水密隔舱，纵一舱破漏，余舱安然无恙，可大幅减少沉溺之损。”
这灵感，一半来自他对宋代漕船的观察，一半源自后世船舶制造的常识。笔尖划过纸面，线条精准流畅，竟没有一丝偏差。这便是国术宗师境界对肢体的极致掌控，哪怕只是一支笔，也如手中的长枪短剑般，挥洒自如。
其二，设中转之仓储。
他抬眼望向窗外，仿佛能看到千里之外的真州、扬州、楚州、泗州——那皆是漕运的枢纽之地。“今漕运多为直达，逢夏秋汛起，汴河水涨，险象环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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