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想说什么——她其实只是想自由地去华国旅行体验——但看着爷爷那副兴致勃勃、以为终于找到她喜好的样子，最终只是轻轻说了句：“谢谢爷爷。” 然后继续低头，安静地吃着自己盘中的食物。
而一座耗资无法估量的“华国城”项目，就在这顿寻常的早餐对话中，被提上了深田财团的日程。资本的巨轮，再次为了深田恭子一个单纯的念头，而缓缓转向。
随后的日子里，当日本政府即将通过央行进行史无前例的货币增发以应对国债危机的消息，在顶级财阀圈子里不再是秘密时，一场更加汹涌的暗流开始涌动。以深田商事为首的日本各大财阀，非但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充当“稳定器”，反而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国际投机者的行列，成为了做空日元的最强大、最了解内情的一股力量。
他们利用其遍布全球的金融网络和庞大的资本，开始悄无声息地建立巨额的日元空头头寸。他们深知，政府这套饮鸩止渴的方案，短期内或许能稳住国债，但长期必然导致日元信用崩塌和大幅贬值。他们冷血而精准地计算着，如何从自己国家的危机中攫取最大化的利润。
那么，一个曾经的发达国家楷模，其经济究竟为何会陷入这种“政府拼命放水，财富却加速向少数人集中，最终连国家命脉都被自己人反噬”的绝望怪圈呢？
故事的根源，确实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那个由盛转衰的拐点。
彼时的日本，经历战后高速发展，俨然成为世界经济的明星。空前繁荣的景象弥漫全社会：股市飙升，地价飞涨，“日本第一”的口号响彻云霄。在政府和商界的共同鼓吹下，消费主义极度盛行。“刹那主义”（及时行乐）成为风尚，无数普通日本人坚信“土地不会贬值”，在银行低息贷款的诱惑下，疯狂加杠杆，提前消费，购买豪宅、名车、奢侈品。这直接催生了人类经济史上罕见的房地产和股市双重泡沫。东京银座的地价堪称“寸土寸金”，一个东京都的地价甚至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日本的强势崛起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打压。1985年，在美国主导下，西方五国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这一招看似是解决美国贸易逆差，实则精准地打断了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脊梁。日元升值严重打击了出口，为了对冲出口下滑的影响，日本央行采取了错误的策略，继续维持超低利率，反而给已经熊熊燃烧的资产泡沫又浇上了一桶油。
泡沫终究会破灭。到了1990年代初，日本央行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开始急刹车加息，主动刺破泡沫。结果就是经济硬着陆，股市、楼市崩盘，资产价格断崖式下跌。无数在高位接盘的普通民众和企业发现，他们手中的资产价值暴跌，但欠银行的巨额债务却一分不少。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瞬间恶化，人均负债急剧攀升，史称“资产负债表衰退”。简而言之，就是当年花600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值2000万了，但是你还欠着银行4000万贷款，房子卖了也还不清。
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日本政府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救市”之路。他们采取的措施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三板斧”：超发货币、降息至零甚至负利率、发行国债刺激公共支出。
然而，这一次，经济学教科书失灵了。
普通民众和企业， 在经历了泡沫破灭的惨痛教训后，心态从“狂飙突进”彻底转向“防御和还债”。他们拿到政府超发货币或低息贷款后，第一反应不是去消费或投资，而是赶紧偿还旧债，修复自己千疮百孔的资产负债表。即便有少量消费，也极其谨慎。
财阀巨头，他们是唯一能从这套政策中获益的群体。超低利率意味着他们能以近乎零成本借到巨量资金。这些钱去了哪里？一部分用于在全球范围内收购优质资产，另一部分则投入金融投机。因为在国内，由于民众消费意愿萎靡，实体投资无利可图。钱就像水，只会流向能产生利润的地方。于是，央行释放的天量流动性，绝大部分在财阀体系内空转，或流出国门，根本无法有效注入国内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 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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