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坐在公安厅的办公室里，没有开大灯，只有台灯在桌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
手机就放在手边，屏幕暗着。他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他在等。
等一个消息。等一个结果。
手机振动了。
不是电话，是一条信息。来自高育良的秘书，只有两个字：会议通过了。
祁同伟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慢慢靠进椅背，闭上了眼睛。
过了。
副省长，他祁同伟，副省长了。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撞得他耳膜嗡嗡作响。血液冲上头顶，脸颊发烫。
他想笑，想喊，想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几圈。
但他什么也没做，只是坐着，闭着眼睛，感受那种从脚底升上来的、滚烫的喜悦。
四年。从公安厅长到副省长，他等了四年。不，不止四年。从岩台山那个小小的司法所，到这个位置，他等了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的路，一步一步，今天，终于走到了。
手机又振动了。这次是电话。
他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屏幕，接起来。
“老师。”
“同伟啊。”高育良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平静，温和，和平时一样，“晚上有空吗？来家里吃饭。”
“有空。”
“少华也来。就我们三个，简单吃点。”
“好。我马上过去。”
“不着急，路上慢点。”
挂了电话，祁同伟在办公室里又坐了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
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拿起外套，关灯，出门。
想起很多年前，在汉东大学政法系，高育良站在讲台上讲课，他在下面听。那时候的高育良，年轻，儒雅，讲课条理清晰，旁征博引。
他是学生里最用功的一个，也是高育良最喜欢的一个。
想起毕业分配，他被分到岩台山司法所。冬天没有暖气，他用热水袋暖手，看案卷看到深夜。夏天蚊虫多，他点着蚊香，写材料写到天亮。
老师。
这两个字，在汉东官场，有特殊的分量。
车驶进省委大院，在三号楼前停下。祁同伟下车，快步走到屋檐下，按了门铃。
“同伟来了。”吴老师微笑，“快进来。”
“吴老师。”祁同伟进门，换鞋。
“育良在书房呢，少华还没到。你先坐，我给你倒茶。”
“不用麻烦了，吴老师。”
“不麻烦。”吴老师说着，往厨房去了。
祁同伟在客厅坐下，他坐着，等。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厨房传来烧水的声音，还有书房里隐约的翻书声。
过了一会儿，高育良从书房出来了。
他穿着家居服，很随意，手里拿着一本书。
“同伟来了。”高育良在对面坐下，把书放在茶几上。
“老师。”
“路上堵吗？”
“不堵，今天路上的车少。”
高育良点点头，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
“今天在会上，达康同志很激动。”高育良说，“说了不少。”
祁同伟坐直身体：“他说什么？”
“说你在立春书记的父亲墓前哭的事。”高育良说，“说你是政治表演。”
祁同伟的脸色沉了沉。
“不过，”高育良继续说，“少华同志和春田同志，都替你说话了。说得很好。特别是少华，他说，如果这是表演，那这表演的代价也太大了。”
祁同伟沉默了。
“老师，我——”
“不用解释。”高育良摆摆手，“我能理解。达康不理解，是因为他没经历过。他不是政法系统的，不懂这里面的感情。”
祁同伟点头。
“田国富同志也提了你的事。”高育良说，“说你和商人交往过密。我和黄丽同志做了解释。公安工作，接触社会各界人士，正常。只要没有利益输送，就没有问题。”
“我明白。”祁同伟说，“我会注意分寸。”
“分寸要把握好。”高育良说，“特别是现在，你上去了，盯着你的人更多了。一举一动，都要谨慎。”
“是。”
门铃响了。吴老师去开门，林少华进来了。
“少华来了。”高育良站起来。
林少华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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