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京南织坊的机杼声已响成一片。
柳含春坐在靠窗的织架前，手指翻飞，梭子来回穿梭，布面一寸寸延展。
她年纪约莫三十出头，眉目清瘦，发髻用一根木簪挽着，袖口磨得发白，却洗得干干净净。
织坊里大多是寡妇和孤女，没人说话，只有织机的吱呀声在低矮的屋子里回荡。
门外脚步轻响，两个陌生男子走入坊中，衣着朴素，腰间佩刀隐于斗篷之下。
她们见惯了官差查户、税吏催粮，都下意识低头，只柳含春抬了抬头。
来人径直走到她面前，其中一人从怀中取出一张泛黄的户籍残页，声音平静：“你丈夫当年是不是叫陈大河？戍守过北坡屯堡？”
织机“咔”地一声停住。
柳含春的手指僵在半空，梭子滑落，砸在脚边。
她盯着那两人，嘴唇微微颤抖，眼眶瞬间通红，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刺穿了心口。
她没问他们是谁，也没问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只是低低地、哑声说了一句：“你们也来找那份名册？”
风从破窗灌进来，吹乱了她鬓边一缕碎发。
“我男人临死前攥着我的手，说……二百一十七顷田，是我们三百四十六个弟兄拿命换的。”她声音越来越轻，却字字清晰，“可朝廷说我们私垦逃赋，夺了田，革了籍，连抚恤都没给。他咽气前还在念：‘名字不能丢……咱们不是贼。’”
她说完，低头捡起梭子，重新坐回织机前，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但她的手在抖，织线断了三次，再也接不上。
两名暗卫默默退出织坊，其中一人低声传讯：“找到了。”
三日后，国子监外，青烟袅袅。
裴昭一身素服，立于一方露天香案之后。
他面容憔悴，胡须微长，昔日尚书之子的贵气早已褪尽，只剩一股沉沉的冷意。
身前十张空椅整齐排列，每张椅背上贴着一张白纸，纸上墨迹沉重，写着一个个名字——杜维安、沈知节、周允和、陈大河……
皆是已“死”之人。
香案上供着粗陶碗，盛着清水与纸钱，旁边摆着笔墨簿册，供人书写冤情。
起初，百姓驻足观望，不敢上前。
有人认出裴昭身份，低声议论：“这不是裴家那个败落的独子吗？他爹都死了十年了，还闹什么？”
第一日，仅三人留书。
第二日，五人。
第三日清晨，竟已有数十人排起长队。
有老妇颤巍巍写下：“我夫陆明远，原户部书吏，因拒签虚账，被逐出京，病死途中。临终前说，他没贪过一文钱。”
一个少年跪着哭诉：“我爹是戍边军，阵亡报文说他畏战潜逃，可他明明是替同袍挡箭死的！家里连抚银都没领到！”
越来越多的名字被写上，越来越多的泪滴落在纸上。
夜深时，火光忽起。
两名黑衣人悄然靠近祭坛，手中提着油壶，正欲泼洒，却被阴影中骤然跃出的赵九龄带人擒下。
搜身时，在其怀中发现东宫侍卫腰牌，以及一封密令：“焚其坛，灭其名。”
赵九龄将火油倒进泥地，一脚踩碎油壶，冷冷道：“他们怕的不是纸，是名字。”
与此同时，北坡林地深处，河道淤积区。
赵九龄亲自带队，带着柳含春画出的地图，在芦苇丛中挖掘三昼夜。
铁镐撞上硬物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一口锈蚀铁箱被拖出泥沼，箱体布满水痕与刮痕，锁扣早已断裂。
打开瞬间，众人皆静。
箱内整齐叠放着一卷羊皮册，封皮上墨字斑驳：“戍边营实名册·永定三年编”。
翻开内页，三百四十六个名字逐一列明，姓名、籍贯、军职、戍所，清晰可辨。
每一页末尾，都有数枚暗红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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