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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明内部,更是乱了起来。
明朝的士大夫阶层,长期将朝鲜视为文化盟友,朝鲜的改藩,则让明朝官员、文人产生了“唇亡齿寒”的绝望感。
如翰林院编修杨廷麟,就曾在奏疏中痛陈道:
“朝鲜,我之藩篱也,今藩篱破,而天下人心摇矣!”
这种“正统崩塌”的焦虑,进一步加剧了明朝内部的党争与官员的离心。
从经济上看,辽东守军的粮食、部分依赖从朝鲜经海运输入,而战马则多从朝鲜采购。
朝鲜改藩后,清朝严禁朝鲜与明朝贸易,辽东守军只能完全依赖内地,转运粮食。
而明末时期,大明与朝鲜的海上贸易十分活跃,比如山东登州与朝鲜釜山的贡市。
明朝从中收取的关税,是地方财政的重要补充。
朝鲜改藩后,明朝也失去了这部分关税收入,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崩溃。
对此,山东巡抚就曾奏报“登州关税岁减十万两,军饷无措”。
从军事上看,明朝则是失去了东北侧翼屏障,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
此前后金攻打明朝时,始终会担心朝鲜联合东江镇,袭扰后方。
而经此一战,皇太极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集中全力对付大明。
大明皮岛等海外据点变得岌岌可危,来自朝鲜的粮食、兵员等潜在支持也被切断。
辽东战线压力陡增,整个帝国的东部沿海乃至京畿地区,都直接暴露在了清军的兵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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