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留情，直接弹劾洪承畴不听节制、跋扈擅权、视陛下旨意如无物，要求皇帝严厉惩处，以正视听。
看过这几封奏疏后，朱由检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里。
杨嗣昌的话，在他听来不无道理。
洪承畴有抗旨不尊之嫌，确实触犯了朱由检的大忌。
这种行为要是放在平时，他定然要严厉处置，以儆效尤。
但话又说回来，洪承畴和孙传庭毕竟是实打实地灭了闯军，而且还将贼酋生擒活捉，这是无可否认的大功。
要知道，在各地官员的奏报中，闯军可是时不时就被重创、歼灭，而高迎祥少说也“死”
了有七八回。
唯独这一次，是真正的生擒活捉，做不得假。
经过反复权衡，朱由检还是决定不加申饬、不作处罚，毕竟人家刚刚立了大功，不能让前线将士灰心。
对于直接指挥作战的孙传庭，他下旨将其官阶提升一级，加俸禄，享受从三品大员的待遇；
而对洪承畴，则是加太子太保的头衔，官居一品，以体现对其统筹之功的肯定。
然而在圣旨的最后，崇祯笔锋一转，轻描淡写的加了一句：
“命孙传庭部即日调返陕西，镇守潼关一线，轻易不得前出浪战。”
这道旨意看似是十分寻常的防务调整，但实则却是一石二鸟。
将刚刚立下大功、锋芒毕露的孙传庭调离后方，避免其与洪承畴过于紧密，形成同党；
同时，也能将洪承畴赖以建功的秦兵剥离。
如此一来，就相当于剪除了洪承畴的羽翼，避免他再度发起大规模行动。
明升暗降，分而治之。
虽然立下了大功，但洪承畴的兵权却再次被削弱，他也只能止步于此，无法再有作为。
而就在同一时间，杨嗣昌也在自家的书房里，就着烛光奋笔疾书。
他要赶紧通知熊文灿，让他火速行动，或剿或俘、必须迅速解决剩下的张献忠和罗汝才两部。
他在信中如此写道：
“太蒙兄台鉴，闯逆授首，朝野欢动，此诚可喜。”
“闯贼虽除，可献、曹二酋犹在，中原大局未定，切不可有片刻懈怠！”
“或抚或剿，须当机立断，不可迁延日久，再生变故。”
“切记，万万不可令洪氏独美于前，剿抚之功，理当有兄半分，则中枢之位可图.”
熊文灿之所以能坐上总理的位置，正是源于杨嗣昌的力荐。
而中间搭桥牵线的，则是礼部右侍郎姚明恭。
这姚明恭与杨嗣昌同为湖广老乡，在朝堂上皆以“无党无派”
自居，因此两人关系匪浅。
而熊文灿正是姚明恭的儿女亲家。
正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在，所以熊文灿才得以进入了杨嗣昌的视野当中。
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无党无派之人，身处高位，自然会有各种关系攀附而来。
杨嗣昌放着众多知兵善战的将帅不选，独独推荐远在两广、以招抚海盗闻名的熊文灿，其中的私心不言而喻。
将密信用火漆封缄后，杨嗣昌立刻唤来心腹，命他火速送往安庆总理行辕，面交熊文灿亲启。
而熊文灿虽然在军政方面都不怎样，但其自有精明之处，甚至无需杨嗣昌来信提醒，他早已嗅到了危机。
洪承畴擒杀高迎祥的捷报，对他而言不啻于一记响亮的耳光。
要是让洪亨九这厮再接再厉，把张献忠、罗汝才也一并剿了，那他这个剿总岂不是成了摆设？
他的面子该往哪儿搁？
决不能让洪承畴独占平贼之功！
抱着这样的心态，熊文灿迅速展开了反击。
他立马派出了两队信使，带上了他的亲笔信，分别前往了张献忠和罗汝才的营中。
“八大王明鉴，闯王高迎祥冥顽不灵，负隅顽抗，已于丹水河谷被朝廷天兵生擒活捉，麾下精锐尽数被歼。”
“数日前，闯王囚车已经押送京师，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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