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剧团成员全是附近的留守儿童,最小的只有八岁。
飞机降落在沙尘微扬的机场,接我的不是制片组专车,而是一辆贴满卡通贴纸的电动三轮。司机是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见我愣住,咧嘴一笑:“你是李老师吧?我妈让我来接你。她说你是电视上那个‘给穷孩子发火柴的人’。”
我的心猛地颤了一下。
他熟练地帮我搬行李,边走边掏出手机给我看一段视频:“你看,这是我们排的新戏,《骆驼刺开花的时候》。我演一棵差点被风沙埋掉的树,后来被一个小女孩救了,她每天给我浇水,还给我唱歌……最后我开花了,整片沙漠都绿了。”
我盯着那段用手机支架拍摄、灯光昏暗却情感充沛的表演,久久说不出话。这不是专业作品,但它比任何大片都更接近艺术的本质??那是生命对生命的呼唤,是一个孤独灵魂向世界发出的求救信号,以及另一个灵魂回应时的温柔触碰。
当晚,我住在治沙站改建的创作驿站里。床头贴着一张手绘海报,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欢迎李晓芸姐姐!我们等你很久了!”下面是几十个孩子的签名和指纹印。我摸着那些尚未褪去奶香的名字,忽然觉得肩上的重量沉得几乎喘不过气??他们不是把我当明星,而是当成某种信念的化身。可我只是一个会累、会怕、也会怀疑自己的普通人啊。
但我不能退缩。
第二天,我跟着苏娅走进沙地。她穿着褪色的迷彩服,脸上刻着风沙雕琢的皱纹,可说起皮影戏时,眼睛亮得惊人。“以前大家都笑我,说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个。可我发现,孩子们听不懂政策宣传,但一听‘沙妖吃树精’的故事,立马就知道要保护植被。艺术不是装饰品,它是能让人心动的东西。”
我们在一处刚固化的沙丘上搭起临时舞台。孩子们穿着自制的动物面具,用回收塑料布做成幕布,灯光是几盏太阳能灯串。演出开始时,狂风突起,黄沙扑面,所有人都劝暂停。可苏娅摇头:“继续。风沙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何必躲开?”
于是,在漫天飞沙中,一出关于勇气与守望的童话缓缓展开。镜头记录下这一切,而我也拿起剪刀,加入后台帮忙修补被风吹破的皮影。有个小女孩蹲在我身边,小声问:“李老师,你能教我写剧本吗?我想写我和妈妈的故事。她去年在沙暴里失踪了,但我相信她变成了星星,一直在看我演戏。”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望着她干净的眼睛,轻轻点头:“好,我教你。我们一起写。”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共生》该讲什么了??它不该是一部控诉苦难的电影,也不是一场英雄主义的颂歌。它是千万个微小连接的总和:一个母亲教会女儿唱歌,一个老师带学生画画,一个陌生人转发一段视频,一次掌声让某个即将放弃的灵魂多坚持了一秒。
真正的共生,是没有人独自发光。
回到北京后,我召集核心团队开了三天闭门会。我们决定彻底颠覆传统叙事结构,采用“环形剧本”模式:全片由七个平行故事组成,分别发生在亚洲、非洲、南美、欧洲、大洋洲的边缘地带,每个故事独立成章,却又通过某种隐秘线索相互呼应??比如同一首改编自古老民谣的主题曲,在不同语言中传唱;或是某个象征希望的物件(如一粒种子、一盏煤油灯、一部老相机)在各国主角之间悄然流转。
最重要的是,我们宣布:所有参演者均为真实事件亲历者或社区推荐代表,不启用职业演员;影片收益的30%将直接返还至各拍摄地的文化发展基金,用于支持本地青年创作者成长。
消息公布当天,业内哗然。有资深制片人痛心疾首:“你们这是在毁掉电影的专业性!”也有媒体质疑:“这种‘社会实验’还能叫电影吗?”
但我们没有动摇。
因为在那一晚的跨年饭桌上,当我讲述完在敦煌的经历,王曜静静听完,只说了一句:“那就这么拍。如果这都不算电影,那我们重定义什么叫电影。”
如今,《共生》已进入实质拍摄阶段。六大洲的摄制组陆续发回第一手影像:肯尼亚女孩阿?带领村民重建露天影院,用投影仪把电影映在谷仓墙上;乌克兰青年在战火间隙组织线上剧本朗读会,参与者包括远在菲律宾的渔夫、冰岛的火山观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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