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引导百姓的方法不得当。如今天下的风气，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浪费，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婚姻结成的朋党势力强大，人们苟且迎合，心存侥幸，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如果不改变这种风气的根源，即使每年都大赦，刑罚也难以搁置不用。我认为应该大刀阔斧地彻底改变这种风气。朝廷，是天下的支柱。朝廷上如果有激烈争吵的言论，不谦让的人；上面有争强好胜的辅佐大臣，会有盗窃的百姓；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治理天下的人，要谨慎地选择倡导什么。推行教化，不是挨家挨户去劝说每个人；而是让贤能的人在位，有才能的人各司其职，朝廷崇尚礼仪，百官相互敬重谦让，道德的推行，从内到外，从身边的人开始，这样百姓就知道该效法什么，不知不觉地一天天向善。《诗经》说：‘商都整齐美好，是四方的榜样。’如今长安，是天子所在的都城，百姓亲身承受圣上的教化，然而这里的习俗和远方并没有什么不同，从郡国来的人在这里找不到可以效法的榜样，有的反而看到奢侈浪费的行为就去效仿；这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关键，应该首先加以纠正。我听说天人之间，精气灾异会相互影响，善恶会相互作用，变动，阳气被遮蔽会使光明变得昏暗，水旱灾害会随之而来。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怜悯百姓，应该减少奢靡浪费，考察制度，亲近忠诚正直的人，远离奸巧谄媚的人，崇尚至高的仁爱，纠正不良风俗，让道德在京城得到弘扬，美好的声誉传播到边疆之外，这样才能实现大治，兴起礼让之风。”汉元帝很喜欢他的话，将匡衡提拔为光禄大夫。
荀悦评论说：大赦，是根据当时形势采取的权宜之计，不是常规的制度。汉朝建立之初，承接秦朝战乱之后，是极为愚昧的时代，几乎家家都有人可被判刑，所以设立约法三章，颁布大赦令，清除不良风气，与百姓重新开始，这是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后世继承了这种做法，沿袭而不改变，就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像惠帝、文帝时期，就没有大赦。到孝景时期，七国叛乱，各种异心纷纷出现，奸诈行为不止一种；到武帝末年，赋税徭役繁重，盗贼蜂起，再加上太子事件、巫蛊之祸，天下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人人自危；到光武帝时期，是在平定乱世之后：像这些情况，就适合实行大赦。
秋天七月，陇西的羌人彡姐部落的旁支反叛，汉元帝下诏召集丞相韦玄成等人进宫商议。当时，农业连年歉收，朝廷正为此担忧，又遭遇羌人叛乱，韦玄成等人都默不作声，没有人回应。右将军冯奉世说：“羌人贼寇在边境之内反叛，如果不及时诛杀，就无法威慑远方的蛮夷，我愿意率领军队去讨伐他们！”汉元帝询问需要用兵的数量，冯奉世回答说：“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不会多次征兵，粮草也不会多次运输，所以军队不会长期在外作战，而上天的惩罚能迅速决断。以前多次对敌人估计不足，导致军队遭受挫折损伤，多次征调兵力，就会拖延时间，耗费巨大，军队的威武也会受损。如今反叛的羌人大概有三万人，按照常规应该加倍用兵，需要六万人。不过羌人，只是使用弓箭长矛的军队，武器并不锋利，四万人就可以。一个月就足以解决问题。”丞相、御史、两位将军都认为：“百姓正在收割庄稼，此时不宜大量征调兵力，征调一万人去屯守，就足够了。”冯奉世说：“不行。天下遭受饥荒，兵马瘦弱疲惫，防守和作战的准备长期荒废没有整顿，夷狄有轻视边境官吏的心思，而羌人率先发难。现在用一万人分散屯守几个地方，敌人看到兵力少，肯定不会害怕。打起仗来会使军队受挫，防守又无法救助百姓，这样，怯懦软弱的情形就会暴露。羌人会趁机得利，其他部落也会一起响应，相互煽动而起，我担心汉朝的战事动用的兵力就不止四万了，这不是钱财能够解决的。所以少发兵而拖延时间，和一举迅速解决问题，两者的利害相差极大。”冯奉世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没有被采纳。汉元帝下诏，增加两千兵力。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骑兵，以“将屯”的名义出征，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作为副将，到达陇西后，分三处屯守。韩昌先派两名校尉与羌人交战，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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