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他们看到我们的灶每天增加，肯定以为是郡里的援兵到了，人多又走得快，他们就不敢追了。孙膑是故意示弱，我现在是故意示强，形势不同嘛。”到了武都郡，虞诩的兵力不到三千，而羌人有一万多，包围赤亭几十天。虞诩命令军中，先不要发射强弩，暗中发射小弩。羌人以为箭的力量小，射不到他们，就一起冲上来猛攻。虞诩这时让二十张强弩集中射一个人，百发百中，羌人十分震惊，只好后退。虞诩趁机出城奋勇攻击，杀伤很多羌人。第二天，虞诩把所有士兵列成阵势，让他们从东郭门出去，再从北郭门进来，换了衣服来回转了几圈。羌人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兵力，更加恐慌。虞诩估计羌人要撤退，就暗中派五百多人在浅水处设下埋伏，等他们逃跑。羌人果然大败而逃，虞诩的伏兵突然出击，把羌人打得落花流水，斩杀和俘虏了很多人。羌人从此溃败逃散。虞诩于是观察地势，修筑了180座营垒，招回流亡的百姓，赈济贫民，还开通了水运。虞诩刚到郡里的时候，一石谷子一千钱，一石盐八千钱，在册人口一万三千户；到任三年后，一石米八十钱，一石盐四百钱，百姓增加到四万多户，家家富足，整个郡就此安定下来。
十一月庚申日，十个郡国发生地震。
十二月，武陵澧中蛮造反，被州郡出兵平定。
十二月己酉日，司徒夏勤被免职。十二月庚戌日，任命司空刘恺为司徒，光禄勋袁敞为司空。袁敞是袁安的儿子。
前虎贲中郎将邓弘去世。邓弘生性节俭朴素，研究欧阳《尚书》，在宫中教授皇帝。有关部门上奏，要追赠邓弘为骠骑将军，位特进，封西平侯。太后追念邓弘的高尚品德，没有给他加赠官位和衣服，只赏赐了一千万钱，一万匹布；邓弘的哥哥邓骘等人又推辞不接受。朝廷下诏封邓弘的儿子邓广德为西平侯。快要下葬的时候，有关部门又上奏，要调发五营轻车骑士，按照霍光葬礼的礼仪规格操办。太后都没答应，只用白盖双骑，由门生挽着灵车送葬。后来因为邓弘曾是皇帝的老师，就把西平国的都乡分出来，封邓广德的弟弟邓甫德为都乡侯。
评论
永初五年至元初二年的东汉历史，是一部王朝在多重危机中挣扎求存的实录。这五年间，天灾与战乱交织、政策摇摆与个体智慧碰撞，既暴露了体制性的深层困境，也留下了超越时代的治理启示。
天灾人祸下的民生悲歌：迁徙政策的致命代价
永初五年羌人内侵引发的“四郡迁徙”，堪称东汉边疆治理的灾难性决策。地方官为“避寇难”强行迁徙，竟至“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在“旱蝗饥荒”的背景下，将百姓推向“流离分散、随道死亡”的绝境。这种“以空间换安全”的短视行为，本质是将治理责任转嫁给民众——当朝廷无力保护边民，便以“迁徙”之名逃避责任，最终导致“丧其太半”的人道灾难。对比后来虞诩在武都“招还流亡，假赈贫民”的成效，更显决策者对“民心即防线”的认知缺失。
军事困境中的战术突围：虞诩的“逆向思维”启示
面对羌人“来如风雨，去如绝弦”的骑兵优势，东汉军队长期陷入“步追骑”的被动。虞诩的破局之道，展现了超越时代的军事智慧：
资源重组：“罢郡兵、共买马”的建议，将分散的步兵资源集中为骑兵力量，直击机动性差距的核心；
心理战运用：增灶示强、循环变阵等策略，通过信息误导瓦解敌军判断，以弱示强打破“兵力悬殊即必败”的惯性思维；
标本兼治：平定叛乱后“筑营壁、通水运”，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民生改善，实现“人足家给”的长治。
这种“战术灵活、战略持久”的思路，至今仍是应对非对称冲突的重要镜鉴。
权力场域中的平衡与失衡：后宫与外戚的双重面相
邓太后时期的权力结构呈现复杂特征：
理性一面：拒绝为邓弘“加赠位”、限制外戚权力，体现对“谦让之风”的维护；采纳虞诩、马融等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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