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觉得能拉拢关系就是贤能，尽忠职守就是傻。还互相告诫说：‘别当那清白正直的人，随波逐流才会有后福。’但我看议郎左雄，那可是有大臣该有的忠贞气节，应该把他提拔到能给皇上进言的重要位置，肯定对国家有很大帮助。”于是左雄就被任命为尚书。
这边浮阳侯孙程等人揣着奏章上殿去争功劳，皇帝这下可生气了。有关部门赶紧上奏弹劾说：“孙程他们扰乱朝纲，王国等人都是孙程的党羽，还一直在京都待着，越来越骄横放肆。”皇帝一听，就把孙程等人的官职都免了，还把他们都封到偏远的县去。还打发这十九侯回各自的封国，命令洛阳令赶紧催着他们出发。司徒掾周举就劝朱伥说：“当初在西钟下的时候，要不是孙程他们，皇上能当上皇帝吗？现在怎么能忘了人家的大功劳，只盯着人家的小过错呢。要是他们在去封国的路上出点意外死了，皇上可就落下个杀功臣的坏名声。趁他们还没走，您赶紧上表替他们说说情吧！”朱伥说：“现在皇上正在气头上，我要是单独上表，肯定得被怪罪。”周举说：“您都八十多岁了，身居三公高位，这时候不忠心报国，还只顾着自己安稳，那您还图个啥呢？就算保住了禄位，也肯定会被人当成奸臣。要是因为进谏获罪，好歹还能落个忠贞的好名声。要是您觉得我说的话没用，那我就告辞了！”朱伥听了，就上表进谏，皇帝还真听进去了。孙程被改封为宜城侯，到了封国之后，心里气不过，就把印绶、符策都退了回去，跑回京城，在山里跑来跑去。皇帝下诏找他，恢复了他原来的爵位和封地，还赏赐了车马、衣物，又把他送回封国。
冬天十月，司空陶敦被免职。朔方以西的边防要塞大多损坏了，鲜卑就趁着这个机会多次侵犯南匈奴。南匈奴单于又担心又害怕，赶紧上书请求修复要塞。没几天，皇帝下诏，让黎阳营的士兵去中山北界驻扎，还命令沿边各郡增加步兵，在边塞驻扎，训练作战和射箭的技能。之后，廷尉张皓被任命为司空。
在西域那边，班勇重新立了车师后部原来王子加特奴当王。他又派别的将领把东且弥王给杀了，也重新立了他们族人当王。这样一来，车师六国都平定了。班勇接着发动各国的兵力去攻打匈奴，呼衔王吓得逃跑了，他的两万多部下都投降了。还活捉了单于的哥哥，班勇让加特奴亲手把他杀了，这下可算是在车师和匈奴之间结下梁子了。北单于亲自率领一万多骑兵进攻车师后部，到了金且谷这个地方。班勇派假司马曹俊去救援，单于一看形势不妙，就撤了，曹俊在后面追，还斩杀了匈奴的贵人骨都侯。从这以后，呼衍王就搬到枯梧河那边去住了，车师也就再也没有匈奴侵犯的踪迹了。
评论
永建元年的历史记载，展现了东汉中期皇权更迭后的政治震荡与权力格局的微妙调整，其中既有权贵博弈的延续，也有忠直之士的抗争，更暗藏着王朝治理的深层危机。
权力洗牌中的新旧矛盾
汉顺帝刘保即位后，首要任务是稳定政局。正月朝见阎太后、随后阎太后去世，标志着外戚阎氏集团的彻底退场，但权力真空迅速被新的力量填补。宦官孙程等“十九侯”因拥立之功封侯，却在年底因“争功”被遣送封地，这一看似矛盾的处理，实则暴露了皇权对宦官集团的复杂态度——既依赖其巩固统治，又忌惮其权势过盛。孙程封还印绶、亡归京师后又被恢复爵位，更凸显了宦官与皇权之间“共生又制衡”的畸形关系。
与此同时，朝堂人事大调整持续进行。太傅冯石、太尉刘熹因“阿党权贵”被免，司徒李合罢官，新上任的桓焉、朱宠、朱伥等官员，既是顺帝巩固权力的象征，也反映出东汉中后期“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权力更替常态。这种频繁的人事变动，虽能清除旧势力，却也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加剧了官僚集团的投机心态。
忠直与奸佞的对抗：虞诩事件的象征意义
司隶校尉虞诩的遭遇，是这一年最具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他弹劾权贵、对抗宦官张防，甚至以“不忍与防同朝”自系廷尉，其抗争精神与此前杨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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