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安营扎寨，建立年号，设置百官。
十二月，九江盗贼黄虎等人攻打合肥。
这一年，还有盗贼挖开了宪陵。
评论
建康元年是东汉王朝由“苟延”转向“崩塌”的关键节点。这一年，顺帝驾崩、幼主即位，外戚梁冀权势滔天，盗贼四起与边疆动荡交织，士大夫的呐喊被彻底压制，种种迹象都在宣告：这个王朝的气数已尽。
权力真空与外戚专权的巅峰
顺帝的去世与两岁太子刘炳（冲帝）的即位，让东汉皇权陷入“幼主临朝、太后摄政”的老路，而这一次，外戚梁冀抓住机会，将权力推向顶峰。
皇权交接的致命脆弱：顺帝临终前立皇子炳为太子，却未能安排可靠的辅政力量，仅靠“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支撑局面。李固虽有才干，却孤掌难鸣；太后梁妠是梁冀之妹，自然倾向兄长，形成“梁冀总揽朝政”的格局。这种“幼主+外戚”的组合，在东汉后期反复出现，每一次都加速权力腐败——梁冀本就“顽嚚凶暴”，如今没了顺帝的微弱制衡，更无忌惮，为日后“跋扈将军”的暴行埋下伏笔。
太子迎立事件中的权力试探：中常侍高梵“无诏信”单驾迎太子，太傅杜乔等“疑而未决”，侍御史种暠“手剑当车”厉声斥责，最终迫使高梵退回请诏。种暠的强硬，表面是维护“诏信”制度，实则是士大夫对宦官、外戚干预皇权的抵制。但这种局部胜利毫无意义：太子即位后，梁冀通过太后牢牢掌控朝政，种暠的“持重”不过是权力游戏中的小波澜。
内忧外患的全面爆发：从边疆到腹地的失控
这一年，东汉的统治秩序从边疆到腹地全面崩溃，叛乱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是“系统性危机”的总爆发。
边疆的“惨胜”与隐患：护羌校尉卫琚追击叛羌，虽斩首八百余级，但赵冲在追击时遇伏战死；匈奴中郎将马寔击破南匈奴左部，胡、羌、乌桓一时归降。这些“胜利”代价惨重——赵冲死后，羌人虽“衰耗”，但东汉也失去了唯一能稳定西北的将领；匈奴、乌桓的归降只是暂时的，一旦中央失控，必然再次反叛。边疆的“惨胜”，本质是“用将领性命换暂时安宁”，毫无长远战略可言。
腹地盗贼的“称帝建国”：与边疆相比，内地的叛乱更触目惊心：范容、周生寇掠江淮，击杀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徐凤、马勉竟“称皇帝、建年号、置百官”，在当涂山中筑营，公开与朝廷分庭抗礼；黄虎攻合肥，甚至“群盗发宪陵”（挖掘顺帝陵墓）。这些行为已超越“生存反抗”，演变为对东汉统治合法性的直接否定。盗贼能“称帝建国”，说明地方官府已完全瘫痪——二千石官员或战死（如尹耀），或无能（如历任九江太守），中央的军事调动也因权力斗争而效率低下，王朝的统治根基已被蛀空。
皇甫规的“末世谏言”与士大夫的绝望
在全面崩坏的局势中，皇甫规的策问答卷堪称“东汉衰亡的诊断书”，却因刺痛权贵而被彻底压制。
直指核心的“罪己诏”：皇甫规痛斥顺帝后期“威分近习（宦官），受赂卖爵，天下扰扰，从乱如归”，呼吁太后“黜遣无状常侍，披扫凶党”，劝梁冀兄弟“增修谦节，省去游娱，割减庐第”，甚至以“舟水之喻”警告：“君者舟也，民者水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若怠弛将沦波涛”。他的谏言句句切中要害：宦官专权、外戚奢靡、吏治腐败是乱源，唯有彻底革新才能续命。
梁冀的报复与士大夫的失语：梁冀对皇甫规的“狂言”怒不可遏，将其列为“下第”仅授郎中，后又借故逼其免归，甚至指使州郡“几陷死者再三”，最终让皇甫规“沉废于家十余年”。皇甫规的遭遇，是士大夫命运的缩影：他们看清了危机，却因触动权贵利益而被残酷打压。从此，朝堂上再无敢直言的声音，只剩下梁冀及其党羽的嚣张。
“挖陵”与“称帝”：王朝合法性的崩塌
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群盗发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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