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取胜。尚书挑选能治理复杂难办局面的人，让司徒掾颍川人韩韶担任嬴县县长。贼人听说韩韶贤能，相互告诫不要进入嬴县境内。其他县的一万多户流民进入嬴县，韩韶打开粮仓救济他们，负责管理粮仓的人都争着说不行。韩韶说：“救活那些快饿死的人，就算因此获罪，我也死而无憾。”太守向来知道韩韶的名声和品德，最终没有追究他的责任。韩韶和同郡的荀淑、钟皓、陈寔都曾担任过县长，所到之处都以施行德政着称，当时的人把他们称作“颍川四长”。
当初，鲜卑进犯辽东，属国都尉武威人段颎率领部下快速赶去。之后担心贼人受惊逃走，就派驿站的骑兵假装带着皇帝的诏书召回段颎，段颎在路上假装撤退，暗中在返回的路上设下埋伏。敌人信以为真，就进去追击段颎，段颎趁机大举发兵，把敌人全部斩杀俘获。段颎因为伪造诏书，本该判处重刑，因为有战功，被判司寇刑。服刑期满后，被任命为议郎。到这时，皇帝下诏，因为东方盗贼猖獗，让公卿推举有文才武略的将帅。司徒尹颂推荐段颎，段颎被任命为中郎将，攻打公孙举、东郭窦等人，大获全胜，斩杀敌人一万多级，其余党羽投降或逃散。段颎被封为列侯。
冬天十二月，京城发生地震。
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
评论
这段史料记录了汉桓帝永寿元年至二年的历史，展现了东汉王朝在内外交困中的挣扎。一边是统治核心的腐朽僵化，一边是地方官员与边疆将领的零星自救，这种撕裂感正是王朝衰落期的典型特征：
顶层统治的麻木与危机的全面爆发
司隶、冀州“人相食”的惨状，是东汉社会危机的顶点。太学生刘陶的上疏直击要害：他将“天-帝-民”比作“头-足”，痛斥桓帝“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让宦官“芟刈小民”，致使“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这番话戳破了统治的虚伪——当皇帝沉迷享乐、无视百姓死活，当权力成为宦官掠夺的工具，“人相食”就不再是天灾，而是体制性的谋杀。
但刘陶的劝谏“书奏不省”，与此前朱穆、杨秉等人的遭遇如出一辙。这说明顶层统治集团已陷入“集体麻木”：他们既无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无面对危机的意愿，只能在“赦天下”“改元”等形式主义中自欺欺人。而“封梁不疑子、梁胤子为侯”的操作，更暴露了权力的本质——即便王朝摇摇欲坠，外戚集团仍在抓紧瓜分利益，这种“末日狂欢”加速了人心的离散。
边疆与地方的“自救式”维稳
与中央的腐朽形成对比的，是部分地方官员的务实作为，他们的努力虽无法扭转大局，却为王朝续了一丝生机：
张奂治羌：面对南匈奴与东羌的联合叛乱，张奂以二百人兵力主动出击，用“招诱东羌、切断联系”的策略瓦解敌军，更以“马如羊不入厩，金如粟不入怀”的清廉打破“八都尉好财货”的恶习。他的成功证明：边疆动荡的根源往往不是外敌太强，而是官员太贪。当权力者守住“不与民争利”的底线，便能赢得人心——这种“以廉立信”的治理智慧，恰是中央集团最缺乏的。
李膺镇边：李膺任度辽将军后，“羌、胡皆望风畏服”，甚至主动送还此前掠夺的人口。这并非单纯靠武力，而是源于他一贯的“贞高绝俗”的名声。在“边将多贪暴”的背景下，李膺的“威”来自于“信”，这种“以德服人”的威慑力，比十万大军更有效。
韩韶救民：面对公孙举起义的波及，嬴长韩韶“开仓赈流民”，一句“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道尽了乱世中基层官员的担当。他与荀淑、钟皓、陈寔并称“颍川四长”，其“德政”的本质，是在制度失效后，用个人道德填补治理空白——这种“人治”的微光，恰恰反衬出“法治”的彻底崩坏。
段颎平叛：段颎用“诈为玺书设伏”的险招大破鲜卑，又以武力镇压公孙举起义，展现了“能吏”的实用主义。他因“诈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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