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6章 汉纪四十六 孝桓皇帝上之下

—当官员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前，边疆的稳定便无从谈起；

胡闳接任后“无威略”，导致羌人“覆没营坞，寇患转盛”，证明“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用人机制，是边疆动荡的根源；

皇甫规的平叛策略直指核心：羌乱的本质是“吏治腐败”引发的“民怨”，而非单纯的“民族矛盾”。他的成功招降，说明羌人并非“天生叛逆”，而是被贪官污吏所逼。但这种“治标”的成功，无法改变“朝廷腐败-边官暴虐-羌人反抗”的恶性循环。

延熹四年的历史，如同一幅“王朝病入膏肓”的诊断书：灾异是“症状”，财政危机是“并发症”，吏治腐败是“病根”，而宦官专权则是“催化剂”。刘矩、刘宠、皇甫规的努力，如同给重症病人注射的“强心针”，能暂时缓解痛苦，却无法治愈深层的病灶。当卖官鬻爵成为常态，当邀功诿过成为惯例，当百姓只能寄望于“清官”而非“制度”，这个王朝的崩塌，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