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任涉带领敦煌兵五百人，和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宴，率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的军队，总共三万多人去讨伐疏勒，攻打桢中城，四十多天都没能攻下，只好撤退。后来疏勒王接连被人杀害，朝廷也没办法再去治理。当初，中常侍张让有个监奴，负责管理家里事务，威风很大。孟佗家财丰厚，和这个监奴结交，用尽财物讨好他，毫无保留。监奴们都很感激他，问他想要什么。孟佗说：“我就希望你们能给我拜一拜。”当时去求见张让的宾客，车辆常常有几百上千辆，孟佗去见张让，去得晚了，进不去，那个监奴就带着一群家奴在路上迎接他，向他下拜，然后一起用车子把他迎进家门，宾客们都很惊讶，以为孟佗和张让关系特别好，都争着把珍贵的玩物送给他。孟佗把这些东西又分给张让，张让特别高兴，因此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
建宁四年（公元171年，辛亥年）
春天，正月甲子日，皇帝行加冠礼，大赦天下，但党人不在赦免之列。
二月癸卯日，发生地震。
三月辛酉日初一，发生日食。
太尉闻人袭被免职，任命太仆汝南人李咸为太尉。
发生大瘟疫。
司徒许训被免职，任命司空桥玄为司徒；夏天，四月，任命太常南阳人来艳为司空。秋天，七月，司空来艳被免职。
癸丑日，立贵人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执金吾宋酆的女儿。
司徒桥玄被免职，任命太常南阳人宗俱为司空，前司空许栩为司徒。
皇帝因为窦太后有拥立自己的功劳，冬天，十月戊子日初一，率领群臣到南宫朝见太后，亲自给太后进献食物，祝太后长寿。黄门令董萌因此多次为太后诉说冤屈，皇帝很认同，对太后的供养和待遇比以前更好了。曹节、王甫很痛恨董萌，就诬陷他诽谤永乐宫，把他关进监狱处死。
鲜卑再次侵犯并州。
评论
这段史料涵盖了东汉建宁二年至四年的关键事件，核心围绕党锢之祸的深化、士人命运的分化与宦官专权的登峰造极，字里行间尽显乱世的悲凉与人性的挣扎，可从三个维度解读：
党锢之祸的极致：道义与暴力的殊死碰撞
范滂入狱的场景，堪称汉末士大夫精神的巅峰写照。当吴导“抱诏书闭传舍而泣”，当郭揖“解印绶欲共亡”，范滂的选择超越了个人生死——他以“死则祸塞”的担当，拒绝牵连他人；与母亲诀别时，母亲一句“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将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观推向极致：比起寿考，“令名”才是永恒的生命。而他对儿子的遗言“使汝为恶，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更是道尽乱世中“行善反遭祸”的荒诞，道破制度性邪恶对伦理的扭曲。
这场灾难的残酷性远不止于诛杀百馀党人。宦官集团将“党人”标签异化为政治工具：“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甚至“未尝交关”者也“离祸毒”，六七百人或死或徙。这种无差别的清洗，本质是对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系统性摧毁——当正直成为罪名，道义沦为原罪，王朝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
张俭的逃亡则展现了另一种困境：他“望门投止”，所到之处“破家相容”，李笃与毛钦的对话“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彰显民间对道义的坚守；但代价是“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殄灭，郡县残破”。夏馥的叹息“一人逃死，祸及万家”，道破这种“义举”的沉重：在暴政之下，连坚守道义都可能成为灾难的导火索。
士人阶层的分化：抗争、隐忍与妥协的生存抉择
面对浩劫，士大夫群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折射出乱世中的人性光谱：
以死明志者：范滂、李膺等“事不辞难，罪不逃刑”，用生命践行“臣节”，将儒家“杀身成仁”的理念具象化。他们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化作“天下豪桀”心中的火种，为后来的反抗埋下伏笔。
隐忍避世者：郭泰“不为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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