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而且陈留王是董太后抚养长大的，董卓认为自己和董太后同族，于是就有了废立皇帝的想法。当天，皇帝回到宫中，大赦天下，把年号光熹改为昭宁。传国玉玺丢失了，其他玉玺都找到了。任命丁原为执金吾。骑都尉鲍信从泰山招募士兵刚好赶到，他劝袁绍说：“董卓手握强兵，肯定有不轨的心思，现在不早点想办法，肯定会被他控制。趁他刚到，士兵疲惫，发动袭击，就能抓住他！”袁绍害怕董卓，不敢行动。鲍信就带兵回泰山了。
董卓刚进入京城的时候，步兵和骑兵加起来不过三千人，他嫌自己兵力少，担心不能让远近的人信服，于是每隔四五天，就趁夜里偷偷把军队拉出军营，在附近驻扎，第二天早上，再大张旗鼓地打着旗帜，擂着战鼓回来，让人以为西边又有军队来了，洛阳城中没人知道真相。不久，何进以及何苗的部队都归附了董卓，董卓又暗中指使丁原的部曲司马五原人吕布杀了丁原，吞并了他的部队，董卓的势力于是变得非常强大。他暗示朝廷，以长时间下雨为理由，让皇帝下策书罢免司空刘弘，然后自己取而代之。
评论
这段记载聚焦于中平六年董卓入京与洛阳政变的核心事件，堪称东汉王朝实质性灭亡的“葬礼现场”。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集中展现了权力真空下的混乱逻辑，其教训至今仍振聋发聩：
引狼入室：决策失误的致命代价
何进与袁绍“召外兵胁太后”的决策，是压垮东汉的最后一根稻草，其荒谬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对董卓的本质误判：董卓早有不臣之心——灵帝两次征召（少府、并州牧），他均以“士卒恋臣”为由抗命，驻兵河东“观时变”，其野心昭然若揭。郑泰“强忍寡义，志欲无厌”的警告、卢植“不宜召卓”的谏言，都点出此人是“养不熟的狼”，但何进却将其视为“清君侧”的工具，堪称致命的天真。
对局势的完全失控：董卓接到命令后“即时就道”，并上书直言“鸣钟鼓如洛阳”，形同武装逼宫，此时何进才“狐疑”，派种邵止之，却已无力回天。这印证了陈琳“倒持干戈，授人以柄”的预判——当外部武力介入中央权力斗争，主动权便永远转移到了握兵者手中。
对宦官问题的过度复杂化：解决宦官专权本可用“速断速决”的内部手段（如曹操所言“一狱吏足矣”），何进却因优柔寡断扩大危机。他死后，袁绍、袁术的“悉诛宦官”（甚至杀及无须者）更显极端，这场清洗虽终结了宦官集团，却也摧毁了中央最后的权力平衡，让董卓的介入毫无阻碍。
权力真空：内斗后的秩序崩塌
何进被宦官诱杀后，洛阳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出权力结构的脆弱：
外戚与宦官的同归于尽：何进被杀后，其部曲与袁绍、袁术联合攻宫，宦官集团（张让、段珪等）裹挟少帝逃亡，最终投河自尽。这场火并的结果是：外戚与宦官两大传统权力支柱同时覆灭，留下的权力真空只能由外部势力填补。
士大夫集团的失控：袁绍“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甚至“上端门屋以攻省内”，展现了士大夫在复仇情绪下的暴力狂欢。这种“除恶务尽”的激进，虽发泄了积怨，却违背了基本的治理理性——秩序的重建需要克制，而非无差别杀戮。
地方势力的趁虚而入：董卓正是在此时“引兵急进”，凭借“西兵复至”的虚张声势（四五日潜出潜回）稳定人心，并收编何进、何苗旧部，策反吕布杀丁原，迅速掌控洛阳兵权。他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中央权力崩塌后的必然结果——当京城失去自卫能力，最强的外部武力自然会成为新的主宰。
历史拐点：从“汉廷”到“乱世”的质变
少帝与陈留王被董卓迎回的过程，标志着东汉的实质终结：
皇权尊严的彻底丧失：14岁的少帝面对董卓“恐怖涕泣”，9岁的陈留王却能“自初至终，无所遗失”，这种对比让董卓萌生“废立之意”。当皇帝的权威需要孩童的镇定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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