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把他的两条腿都打断了。袁绍立刻把朱汉抓起来杀了。韩馥还是又担心又害怕，向袁绍请求离开，去投奔张邈。后来袁绍派使者去见张邈，商量事情，跟张邈咬耳朵说悄悄话，韩馥当时也在座，以为他们要算计自己，没过一会儿，起身去厕所，就用裁纸刀自杀了。
鲍信对曹操说：“袁绍身为盟主，却借着权力谋取私利，早晚会自己引发内乱，这不就跟董卓一样嘛。要是想打压他，咱们目前的力量又办不到，只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咱们不如先规划黄河以南的地盘，等着看他出乱子。”曹操觉得这主意挺好。正好黑山的于毒、白绕、眭固等十多万人来攻打东郡，东郡太守王肱抵挡不住。曹操就带兵进入东郡，在濮阳攻打白绕，把他打败了。袁绍于是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郡治设在东武阳。
南单于劫持了张杨，背叛袁绍，驻扎在黎阳。董卓任命张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
太史观察天象，说会有大臣被杀。董卓就派人诬陷卫尉张温与袁术勾结，冬天，十月壬戌日，在集市上把张温鞭打致死，来应和这个说法。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于初平二年前后袁绍夺冀州、曹操据东郡等关键事件，生动展现了汉末乱世中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与各方势力的生存博弈，可从以下角度解读：
袁绍取冀州：权谋碾压与弱者的悲剧
袁绍夺取冀州的过程，堪称汉末“软实力”夺权的经典案例。他未费太多兵力，仅靠逢纪的“驱虎吞狼”之计（诱公孙瓒攻冀州，再借韩馥怯懦逼其让贤），便轻松吞并这一“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的富庶之地。这背后暴露的是：
韩馥的致命缺陷：作为冀州牧，他坐拥绝对实力优势，却因“恇怯”（懦弱）和对袁绍的盲目敬畏，无视耿武、赵浮等属下的苦谏，将富庶之地拱手让人。其“度德而让”的自我安慰，本质是缺乏乱世生存的魄力与决断力，最终落得被架空、自杀的结局，印证了“乱世容不下弱者”的铁律。
袁绍的权谋手腕：他善用外力（借公孙瓒施压）、策反内部（拉拢辛评、荀谌等韩馥亲信）、舆论造势（渲染“公孙瓒与袁氏夹击”的危机感），层层递进瓦解韩馥的心理防线。即便面对赵浮的万余强弩兵，也能凭借韩馥的妥协化险为夷，尽显其政治算计的老练。
曹操的蛰伏：另辟蹊径的崛起之路
与袁绍直接争夺核心资源（冀州）不同，曹操此时的选择更具战略眼光：
鲍信点破袁绍“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提醒曹操远离权力漩涡，“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这一建议成为曹操早期发展的重要指导。
曹操抓住黑山军作乱的机会，率军入东郡击破白绕，既展现了军事能力，又顺势接受袁绍表荐的“东郡太守”职位，获得了合法的根据地。这种“以军功换地盘”的务实策略，避免了与袁绍直接冲突，为日后壮大积蓄了资本。
乱世法则：实力为基，道义为表
从张杨归附袁绍、麹义叛韩馥投绍，到袁绍杀耿武、闵纯立威，再到董卓借“望气”杀张温，各方行为的核心逻辑都是“实力至上”：
所谓“同盟”“旧情”（如韩馥自称“袁氏故吏”）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舆论与借口（如袁绍的“让贤”说辞、董卓的“望气”杀人）只是粉饰野心的工具；
属下的忠诚与否，往往取决于主公的能力与势力（韩馥属下“十人争弃去”，而袁绍能吸引沮授、田丰等人才）。
格局初显：诸侯分化的起点
这段历史是袁绍与曹操两大势力分化的关键节点：袁绍通过夺取冀州成为关东最强者，但依赖权谋和胁迫的统治方式埋下隐患（如韩馥旧部的不满）；曹操则低调发展，以军功立足，展现出与袁绍不同的务实风格。同时，南单于叛袁绍、董卓在长安的高压统治，也预示着天下分裂的进一步加剧。此时的群雄，已不再是“讨董卓”的同盟，而是各自为战的割据势力，汉末乱世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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