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他，他都要报复。那些有身份地位的好人，名声比他高的，他一定会找借口用法律手段陷害；有才能出众的人，他一定会打压，让人家身处困境。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公孙瓒说：“这些有身份的人都觉得自己就该富贵，不知道感谢别人的恩惠。”所以他宠信的，大多是些商贩、平庸之辈，还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还结成了亲家。这些人到处欺负百姓，老百姓都很怨恨。
刘虞的从事、渔阳人鲜于辅等人，联合率领州里的军队，打算一起为刘虞报仇。因为燕国人阎柔向来有恩义、有信誉，大家就推举他为乌桓司马。阎柔招来胡人和汉人几万人，和公孙瓒任命的渔阳太守邹丹在潞县北边交战，斩杀邹丹等四千多人。乌桓峭王也率领本族人以及鲜卑七千多骑兵，跟着鲜于辅南下迎接刘虞的儿子刘和，与袁绍的将领麹义会合，总共十万兵力一起攻打公孙瓒，在鲍丘把公孙瓒打败，斩杀两万多人。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地都杀了公孙瓒任命的官员，又和鲜于辅、刘和的军队会合，公孙瓒的军队屡战屡败。
之前有童谣唱道：“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觉得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易县，于是就把治所迁到易县，在周围挖了十层壕沟，在壕沟里面堆起土山，都有五六丈高，上面还建了楼；在中间的壕沟里也堆了个特别高的土山，有十丈，他自己住在上面。他用铁门把自己围起来，赶走身边的人，七岁以上的男人都不许进门，只和姬妾住在一起。文书之类的东西，都用绳子往上吊。他还让女人练习大声喊话，能让几百步外都能听见，用来传达命令。他疏远宾客，没有亲信的人，谋臣猛将也渐渐都离开了他。从这之后，他很少再出去打仗。有人问他原因，公孙瓒说：“我以前把胡人赶到塞外，在孟津扫平黄巾军，那时候，我觉得天下只要我指挥就能平定。可到了今天，战争才刚刚开始，我看这局势，不是我能决定的，还不如停止战争，努力耕种，来应对灾年。兵法上说，有百楼的城池难以攻克。现在我各个营寨的城楼有几十层，囤积的粮食有三百万斛。等这些粮食吃完，天下的局势也该有个结果了。”
南单于于扶罗去世，他的弟弟呼厨泉继位，住在平阳。
评价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东汉末年的乱世图景，其中人物的忠义抉择、权力博弈与人性挣扎，至今仍引人深思。从现代视角来看，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解读：
臧洪：乱世中的“忠义孤绝者”
臧洪的故事是这段记载的核心，其行为在现代视角下呈现出复杂的价值张力：
“义”的极致与局限：他为报答张超的知遇之恩，不惜与袁绍决裂，坚守孤城直至粮尽城破，甚至杀妾飨士，展现了对“私义”的绝对忠诚。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在儒家伦理中被奉为典范，但以现代人权视角审视，“杀妾飨士”无疑暴露了封建时代对女性的物化，其悲壮背后是人性被乱世扭曲的残酷。
理想主义的悲剧：臧洪在与陈琳的书信中，反复强调“忠孝”“大义”，试图以道德对抗强权，却最终败于袁绍的兵力碾压。这揭示了乱世的残酷逻辑：道德理想在绝对实力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但他的坚守仍为黑暗时代保留了一丝人性光辉。
群体认同的力量：城中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既源于臧洪的人格感召，也反映了乱世中个体对“共同体”的依赖。这种凝聚力在绝境中爆发，却终究无法逆转历史洪流，更显悲壮。
袁绍与公孙瓒：权力游戏中的失败者
袁绍的“伪义”：他以“盟主”自居，却因私怨坐视张超覆灭，后又因臧洪不从而灭其城。其行为暴露了军阀的本质：所谓“大义”只是争夺权力的工具，一旦触及自身利益便弃如敝履。他对臧洪的“爱”与“杀”，实则是对“可控忠诚”的渴求——凡不能为己所用者，再忠义也必除之。
公孙瓒的“短视”：他凭借武力割据幽州，却因猜忌贤能、亲近小人而失尽人心。从“欲定天下”到“筑楼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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