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着,马上就能分开。”吕布听了陈珪的计策,给韩暹、杨奉写了封信,说:“二位将军亲自护驾,而我亲手杀了董卓,咱们都立过大功。现在怎么能跟袁术这种乱臣贼子混在一起呢!不如咱们一起合力打败袁术,为国家除害。”还答应把袁术军队的物资都分给他们。韩暹、杨奉看了信特别高兴,马上改变主意,听从吕布的安排。吕布带兵前进,到离张勋营地百步远的地方,韩暹、杨奉的士兵同时大喊,一起冲向张勋的营地,张勋等人吓得四散而逃,吕布的士兵乘胜追击,斩了张勋手下十员大将的脑袋,其他被杀伤和掉进水里淹死的士兵几乎没剩下几个。吕布接着就和韩暹、杨奉合兵一处,朝着寿春进发,水陆并进,一直打到钟离,一路上烧杀抢掠。回来的时候,他们渡过淮水北岸,还留了封信羞辱袁术。袁术亲自带着五千步兵和骑兵,在淮水岸边耀武扬威,吕布的骑兵都在淮水北岸大声嘲笑他们,然后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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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年的这段历史,如同一幅浓缩的乱世画卷,将权力角逐中的人性百态、战略博弈的生死抉择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淯水之败的血色悲壮,到“十胜十败”论的战略洞见,再到诸侯间的合纵连横,每一个片段都折射出三国时代的残酷与智慧。
淯水之难:欲望与忠诚的碰撞
曹操征讨张绣的这场战役,本可兵不血刃收编势力,却因一时私欲酿成大祸。纳张济之妻的行为,不仅触碰了乱世中“降者不辱”的潜规则,更暴露了曹操性格中轻佻自负的一面。在注重宗族伦理的汉末社会,这种行为无疑是对张绣及其部众的羞辱,直接点燃了叛乱的导火索。
这场溃败中,两个身影形成了鲜明对比:典韦以血肉之躯筑成防线,“双挟两人击杀之,瞋目大骂而死”的壮举,将武将的忠诚与勇武推向极致,成为乱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象征;而于禁则展现了名将的冷静与格局,在全军大乱之际整军而还,面对青州兵的劫掠果断出击,更在流言蜚语中坚持先筑营垒再辨是非。曹操对其“有不可动之节”的评价,恰是对乱世中坚守原则者的最高褒奖。
淯水之败成为曹操军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长子曹昂、爱将典韦的阵亡,让他深刻体会到“得意忘形必遭反噬”的道理,也为其后来“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成熟埋下伏笔。这场失败教会曹操:在乱世中,武力可以征服土地,但人心的向背才是立足根本。
十胜十败论:战略格局的分水岭
袁绍骄慢书信引发的曹操疑虑,意外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战略分析——“十胜十败”论。荀彧与郭嘉的这段论述,不仅是对曹袁双方实力的精准研判,更是对乱世生存法则的深刻洞察。
“十胜”的核心并非简单的优劣对比,而是击中了汉末乱世的症结所在:
道胜与义胜直指政治合法性问题,将袁绍的“逆动”与曹操的“奉顺”上升到天命高度;
治胜点破了汉末“宽政失序”的弊端,强调“纠之以猛”的治理智慧;
度胜与谋胜揭示了用人与决策的关键,袁绍“外宽内忌”与曹操“用人无疑”的对比,预示了双方人才格局的差距;
德胜与仁胜则关注人心向背,曹操“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的风格,远比袁绍“高议揖让”的虚名更能凝聚真才实学之士。
这段论述的价值,不仅在于坚定了曹操对抗袁绍的信心,更构建了曹魏集团的战略蓝图:以“奉天子”为旗帜(义胜),以“严明法治”为根基(治胜),以“唯才是举”为手段(度胜),最终实现以智取胜。这种以制度建设与人才战略为核心的发展路径,正是曹操后来能够以弱胜强的关键所在。
诸侯博弈:野心与现实的角力
建安二年的诸侯舞台上,各方势力的选择尽显乱世生存的复杂逻辑。袁术在寿春称帝的闹剧,成为“逆动”的典型注脚。在汉室仍具象征意义的时代,这种贸然称帝的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天下,陈珪“阴谋不轨,以身试祸”的评价精准预言了其败亡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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