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不许再和刘备有书信往来。刘备大怒，召见刘璋的白水军督杨怀、高沛，指责他们无礼，把他们杀了；然后整顿军队，直接到达关隘，收编了他们的部队，进而占据了涪城。
评论
建安十七年是东汉末年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里，曹操集团权势达到新高度，孙刘联盟暗流涌动，各方势力的博弈与抉择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其中的政治智慧、人性挣扎与制度困境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权力巅峰的试探：曹操的政治进阶与争议
正月，汉献帝下诏允许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这一特权复刻了西汉萧何的待遇，标志着曹操在名义上已突破人臣极限。这一事件表面是皇恩浩荡，实则是曹操集团势力扩张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汉室权威的进一步侵蚀。此时的曹操已非简单的权臣，而是实际掌控天下的统治者，这套礼仪特权成为其迈向更高权力的垫脚石。
曹操集团内部的治理细节更值得玩味。河间民田银、苏伯叛乱时，曹丕在处理降卒问题上展现了政治成熟度。程昱的劝谏体现了乱世中的法治变通：“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旧法适用于战乱初期的威慑需求，而天下渐定时则需转向怀柔政策。这种“因时制宜”的治理智慧，既避免了激化内部矛盾，又维护了统治权威，曹操那句“善处人父子之间”的评价，实则暗含对政治分寸感的赞赏。
国渊如实上报战功的举动更具象征意义。在“破贼文书以一为十”的潜规则下，国渊坚持“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的立场，展现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坚守。曹操对此“大悦”，既体现了他对诚实品质的认可，也暗含对内部治理规范化的需求——当政权从军事扩张转向稳定治理时，务实精神比虚夸战功更有价值。
乱世中的治理样本：郑浑的平叛策略
在平定鄜贼梁兴的过程中，左冯翊郑浑展现了卓越的治理才能。面对叛军流窜、各县恐慌的局面，他拒绝了“移就险阻”的保守建议，转而采取主动策略：一方面“治城郭，为守备”稳固根基，另一方面创新激励机制，“募民逐贼，得其财物妇女，十以七赏”。这种将经济激励与军事行动结合的方式，迅速调动了民众积极性，实现了“全民皆兵”的平叛效果。
更具智慧的是郑浑对降卒的处理策略：要求叛军归还劫掠的妇女才能赎回自己的妻子，这一举措既打击了叛军的凝聚力，又通过伦理约束重建社会秩序。最终“转相寇盗，党与离散”的结果证明，柔性治理比单纯军事镇压更能解决深层次问题。郑浑的成功揭示了乱世治理的核心逻辑：赢得民心比占据险地更重要，重建信任比消灭敌人更关键。
命运的十字路口：荀彧之死与道德困境
建安十七年最具悲剧色彩的事件，当属荀彧之死。当董昭等人提议为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时，荀彧明确反对：“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这番话彻底激化了他与曹操的矛盾，最终在寿春“饮药而卒”。
司马光在评论中为荀彧辩护，驳斥了杜牧将其比作“教盗穴墙”的指责，指出荀彧辅佐曹操是“大济生民”的无奈选择。这一评价揭示了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在汉室衰微、天下大乱的背景下，荀彧不得不依靠曹操的力量实现“拨乱反正”的理想，却最终在“忠汉”与“辅曹”的矛盾中走向毁灭。他的悲剧本质上是理想主义在现实权力面前的破碎，是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念与乱世生存法则的激烈冲突。
荀彧之死标志着曹操集团内部“拥汉派”的彻底失势，为后来曹丕代汉铺平了道路。这位曾为曹操举荐贤才、制定战略的核心谋士，最终用生命诠释了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气节，成为汉末乱世中坚守道义的精神象征。
割据势力的布局：孙刘的战略调整
与此同时，南方的孙权和刘备也在进行关键布局。孙权采纳张纮建议，将治所从秣陵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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