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失时”,直指战机稍纵即逝;刘晔则更细致地分析了刘备集团的短板——“得蜀日浅,蜀人未恃”,并预判若错失此时机,待诸葛亮治国、关张守险,蜀汉将成曹魏心腹大患。
然而,曹操以“既得陇,复望蜀邪”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这句流传千古的感叹,既暴露了曹操晚年的战略保守,也反映了其对连续征战的疲惫与对风险的规避。从后续发展看,这一决策成为曹操军事生涯的重大遗憾:七天后蜀降者报告“蜀中一日数十惊”,证实了刘晔判断的准确性,但当曹操再问是否可击时,刘晔一句“今已小定,未可击也”,道尽了战略窗口期的不可逆性。
曹操的保守并非毫无缘由。此时他已近晚年,历经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大风大浪后,对大规模远征的风险评估更为谨慎。此外,合肥前线的压力、后方政局的稳定需求,都可能影响了他的决策。但这一保守终究让曹魏错失了一举瓦解蜀汉的最佳机会,为日后诸葛亮北伐、汉中成为魏蜀长期战场埋下伏笔。
合肥之战:勇气、默契与军事奇迹的缔造
孙权十万大军围攻合肥,与张辽、李典、乐进率领的七千守军形成悬殊对比,这场战役本应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围歼战,却因曹操的战前部署与张辽的神勇发挥,演变为三国史上最经典的以少胜多战役之一。
曹操预留的“贼至乃发”的密令,展现了其深谋远虑。“张、李出战,乐进守城”的部署看似简单,实则精准拿捏了三位将领的特质:张辽勇猛善攻,李典沉稳善战,乐进持重善守。而“护军勿得与战”的安排,则避免了指挥体系的混乱,体现了曹操对战场指挥效率的深刻理解。
张辽在战前的表现堪称将帅典范。面对诸将的疑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明确了“逆击折势”的战术核心;在李典可能因私怨观望时,他以“成败之机,在此一战”的决绝表态激发军心。而李典“以私憾忘公义乎”的回应,更展现了超越个人恩怨的家国情怀,这种“公义为先”的精神,成为魏军以少胜多的精神基石。
张辽率八百死士的突袭堪称军事奇迹:“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大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将个人勇武发挥到极致。这场突袭不仅在战术上“折其盛势”,更在心理上摧毁了吴军的斗志。而孙权“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的狼狈与张辽“叱权下战”的霸气形成鲜明对比,尽显战场气势的此消彼长。
逍遥津追击战中,张辽再次展现了卓越的军事嗅觉。他抓住孙权撤军时的松懈,率步骑突袭,险些活捉孙权。甘宁、吕蒙的力战,凌统的舍身护主,谷利助孙权跃马过津桥的惊险,共同构成了这场战役的戏剧性高潮。贺齐“愿以此为终身之诫”的劝谏与孙权“大惭谨已刻心”的反思,更凸显了这场战役对东吴集团的深刻教训。
三巴拉锯:蜀汉的绝地反击与曹魏的局部收缩
在曹操主力撤离汉中后,三巴地区(巴东、巴西、巴郡)成为魏蜀争夺的焦点。黄权对刘备的谏言“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精准点明了三巴地区对蜀汉的战略意义——这是益州北部的屏障,更是连接汉中与蜀地的枢纽。
刘备派张飞迎战张合,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拉锯战。张飞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与勇猛善战,在宕渠大破张合,迫使张合退回南郑。这场胜利不仅稳固了蜀汉在三巴的统治,更遏制了曹魏向蜀地渗透的企图,为蜀汉争取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张飞此役展现了“万人敌”的实力,也证明了蜀汉在失去汉中后仍具备强大的反击能力。
曹操在三巴受挫后的应对体现了其务实的一面:迁徙韩遂、马超旧部五千余人,以赵俨为关中护军稳定后方。赵俨在处理兵变时的智慧令人称道——“惟取其造谋魁率治之,馀一不问”的分化策略,迅速平息了叛乱;“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的缓兵之计,避免了局势恶化。最终“凡所全致二万馀口”,既稳定了关中局势,也为曹魏保留了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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