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后，刘备便跪拜接受玺绶，戴上王冠。然后通过驿站向朝廷上奏章，归还之前暂借的左将军、宜城亭侯的印绶。刘备立儿子刘禅为王太子。提拔牙门将军义阳人魏延为镇远将军，兼任汉中太守，镇守汉川。刘备回到成都处理政务，任命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其余的人也都按等级升迁。刘备派益州前部司马犍为人费诗去给关羽送去印绶，关羽听说黄忠的职位和自己一样，生气地说：“我堂堂大丈夫，绝不能和这个老兵同列！”不肯接受任命。费诗对关羽说：“成就王业的人，用人不会只看一种标准。以前萧何、曹参和高祖刘邦从小就是亲密的旧友，而陈平、韩信是后来从别处投奔来的；但论起地位，韩信却是最高的，也没听说萧何、曹参因此抱怨。现在汉中王因为黄忠一时的战功，对他尊崇有加，以振兴汉室；但在汉中王心里，黄忠的分量难道能和您相提并论吗！况且汉中王和您就像一个整体，休戚与共，祸福同担。我觉得您不应该在意官职名号的高低、爵禄的多少。我只是个奉命行事的使者，您要是不接受任命，我就回去，但我为您这种举动感到惋惜，恐怕您以后会后悔。”关羽听后恍然大悟，立刻接受了任命。
评论
建安二十四年，是三国历史上极具戏剧性与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里，魏蜀两大势力在汉中展开激烈角逐，关羽北伐震动中原，一系列关键战役与决策深刻重塑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为后三国时代的形成埋下伏笔。透过这段史料，我们能清晰看到英雄人物的战略智慧、性格缺陷与时代命运的交织。
军事博弈中的生死抉择
定军山之战堪称三国时期“以智取胜”的经典战例。夏侯渊作为曹操麾下名将，虽“战数胜”却未能领悟曹操“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的告诫。面对刘备在定军山的驻军，夏侯渊贸然出兵争夺，最终陷入黄忠的居高临下之攻势，不仅自身阵亡，更导致“军中扰扰，不知所为”。这一败绩直接暴露了单纯依赖勇猛、缺乏战略考量的将领短板——正如曹操所言，“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
危急时刻，督军杜袭与司马郭淮的应急处置展现了成熟的军事素养。他们果断推举“刘备所惮”的张合为主帅，迅速稳定军心；在刘备欲渡汉水进攻时，郭淮否定“依水为阵”的示弱之策，提出“远水为陈，半济而击”的战术，既展现了军事智慧，又成功疑退敌军。这种临危不乱的应变能力，成为曹魏军队避免崩溃的关键。
赵云“空营计”则将心理战术运用到极致。面对曹操大军突袭，赵云先“前突其陈，且斗且却”，随后“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利用魏军多疑心理制造伏击假象，最终以“雷鼓震天”“劲弩射后”的追击造成敌军“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刘备“子龙一身都为胆也”的赞叹，不仅是对赵云勇武的肯定，更是对其胆识与战术素养的推崇。
战略格局的重塑与权力博弈
曹操与刘备的汉中拉锯战，最终以曹操“悉引出汉中诸军还长安”告终，刘备“遂有汉中”，实现了“我必有汉川矣”的预判。这场胜利对蜀汉意义重大——不仅稳固了益州北部屏障，更使刘备获得了进位汉中王的政治资本。刘备在沔阳设坛场、受玺绶、立太子、封将帅的一系列操作，标志着其政治势力达到顶峰，正式形成与曹魏、东吴三足鼎立的格局。
然而，蜀汉内部的权力平衡问题已初现端倪。关羽因黄忠“位与己并”而怒言“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反映出功勋武将间的地位之争。费诗以“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至”的典故劝解，虽暂时化解矛盾，却埋下了关羽自恃功高、轻视同僚的隐患，为其后续失荆州埋下伏笔。这种内部关系的微妙平衡，成为蜀汉政权长期面临的挑战。
曹魏方面则展现出成熟的政治韧性。曹操在夏侯渊阵亡后，虽亲征汉中却“终不交锋”，最终审时度势撤军，避免了无谓消耗；对张合“遣使假节”、复用郭淮为司马的决策，体现了对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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