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躬又不是国家重臣，尚且如此；拿现在和过去比，陛下您就是没坚决执行处罚，来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啊。制定出入制度，让不好的官吏守门，这可不是治理国家该用的办法。要是我的话能稍微被陛下留意采纳，还担心什么奸邪不能消除，还留着廉昭这种人干什么呢！揭发奸邪不法的行为，本是忠诚的事，可世人厌恶小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只为了钻营往上爬。要是陛下不再考察事情的来龙去脉，只认为违背众人、与世道相悖就是奉公，偷偷打小报告就是尽忠，难道那些通达事理、有大才能的人反倒做不到这些吗？他们只是顾及道理，不愿意这么做罢了。要是天下人都不顾道义，只追求利益，那可是皇上最头疼的事，陛下您还能有什么乐趣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皇帝有次突然到尚书台门口，陈矫跪着问皇帝：“陛下要去哪儿啊？”皇帝说：“我想检查一下文书。”陈矫说：“这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陛下不适合亲自来做。要是我不称职，就请陛下罢免我，陛下还是回去吧。”皇帝觉得挺惭愧，就掉转车头回去了。皇帝还曾经问陈矫：“司马公忠诚坚贞，可以说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吗？”陈矫说：“他是朝廷中众望所归的人物，至于能不能算得上国家的栋梁，那我就不知道了。”
东吴的陆逊带兵前往庐江，大家都觉得应该赶紧去救援。满宠说：“庐江虽然小，但将领得力，士兵精锐，防守是没问题的。而且，敌人弃船行军二百里前来，后方空虚，他们不来，我们还想引诱他们来呢，现在应该任由他们前进。只是担心他们逃跑的时候追不上。”于是整顿军队赶赴杨宜口，吴国人听说后，连夜逃走了。当时，吴国人每年都有来侵扰的打算。满宠上疏说：“合肥城南面靠近长江、巢湖，北面离寿春很远，敌人要是围攻合肥，就能凭借水势；我们官兵去救援，得先打败敌人的主力，包围才能解除。敌人来进攻很容易，我们去救援却很难，应该把城内的军队往西移三十里，那里有险要的地势可以依托，再建一座城坚守，这就相当于把敌人引到平地，然后截断他们的退路，从策略上看很有利。”护军将军蒋济却认为：“这样做是向天下示弱，而且看到敌人的烟火就毁坏城池，这不等敌人进攻，自己就先放弃了；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敌人就会肆意掠夺，那淮北地区就都得加强防守了。”皇帝没有答应。满宠又再次上表说：“孙子说：‘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能做到的要装作做不到，用利益去迷惑敌人，向敌人显示自己的威慑力。’这就是说表面现象和实际情况不一定要相符。又说：‘善于调动敌人的人，会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现在敌人还没到，我们就把城往西移，收缩兵力，这就是制造假象引诱敌人。把敌人引到远离水域的地方，选择有利的时机行动，在外取得成功，内部也会因此受益啊！”尚书赵咨觉得满宠的计策好，皇帝下诏同意了满宠的方案。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曹魏中期朝堂治理的深层矛盾与军事战略的决策智慧，其中蕴含的君臣关系、人才任用、制度建设与军事谋略等问题，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镜鉴意义。
朝堂生态的困境：苛察之弊与信任危机
尚书郎廉昭以“抉擿群臣细过”邀宠的行为，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朝堂生态的畸形。他专挑官员细微过失上奏，这种“政治碰瓷”式的邀功方式，直接导致尚书令陈矫等重臣“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折射出皇权高压下的臣僚失语。黄门侍郎杜恕的上疏，则直击问题核心：治理的关键不在于苛察细过，而在于建立良性的君臣互信机制。
杜恕的奏疏堪称古代政治智慧的经典论述。他提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的辩证观点，直指曹魏朝堂的信任症结——君主对疏臣的毁誉过度猜忌，对近臣的爱憎过度依赖，最终导致“疏者不敢毁誉，政事损益皆有嫌”。这种氛围下，大臣只能“容身保位，坐观得失”，形成“主劳而臣逸”的治理悖论。杜恕引用周公“无使大臣怨乎不以”的告诫，强调“为大臣则不可不用”的用人原则，主张君主应“亲与群臣论议
温馨提示：亲爱的读者，为了避免丢失和转马，请勿依赖搜索访问，建议你收藏【久久小说】 m.gfxfgs.com。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可能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