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后特别害怕，写信给陆逊说：“主上已经回去了，敌人抓住了韩扁，咱们这边的情况他们都知道了，而且现在水位下降，咱们应该赶紧撤离。”陆逊没回复，还在催着士兵种葑菜、豆子，跟将领们像平常一样下棋、玩射箭游戏。诸葛瑾说：“陆逊足智多谋，他肯定有办法。”于是就亲自来见陆逊。陆逊说：“敌人知道主上已经回去，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可以专心对付咱们。而且他们已经守住了要害之地，咱们的将士们心里肯定有点动摇，这个时候咱们得先稳住自己，让大家安心，再想办法应变，然后才能撤退。现在要是直接表现出要撤退，敌人会觉得咱们害怕了，就会追上来，那咱们肯定会失败。”于是陆逊和诸葛瑾秘密商量了一个计策，让诸葛瑾督率战船，陆逊率领全部兵马向襄阳城进发。魏国人一直都害怕陆逊的名声，赶紧回兵救援襄阳城。诸葛瑾就带着战船出发，陆逊则有条不紊地整顿队伍，大张旗鼓地制造声势，慢慢向战船方向行进，魏国人都不敢逼近。走到白围的时候，陆逊对外假称要去打猎，实际上偷偷派将军周峻、张梁等人攻打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斩杀、俘虏了一千多人后才返回。大臣们认为司马懿正和诸葛亮对峙，局势紧张，皇帝可以向西到长安去。皇帝说：“孙权跑了，诸葛亮肯定也胆寒了，咱们的大军足够对付他，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于是进军到寿春，考核各位将领的功劳，分别给予不同的封赏。
八月壬申日，把汉孝献皇帝（汉献帝刘协）安葬在禅陵。
辛巳日，皇帝回到许昌。
评论
青龙二年（公元234年）是三国中后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蜀汉、东吴联手发动的大规模北伐，与曹魏的防御反击形成激烈碰撞，不仅展现了三国军事谋略的巅峰对决，更暗藏着各方势力的战略困境与人性博弈。透过这段历史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战争背后的战略逻辑、权力平衡与历史必然性。
蜀汉北伐：理想与现实的终极碰撞
诸葛亮在青龙二年发动的十万大军北伐，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亲征，也是蜀汉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此次北伐的战略部署与以往截然不同，体现了诸葛亮晚年对北伐困境的深刻反思。
诸葛亮选择从斜谷出兵，并与东吴约定同时大举，试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这一决策直指曹魏的防御弱点。曹魏的军事重心长期在东线（抗吴）与西线（防蜀）之间摇摆，两线同时受敌必然导致兵力分散。然而，这一理想化的战略协同在实践中却因信息传递滞后、双方节奏不一而效果大打折扣，暴露了古代联盟作战的天然缺陷。
在具体战术选择上，诸葛亮最终屯兵五丈原的决策，与司马懿的预判高度吻合。这一细节揭示了两位顶级军事家之间的“心理博弈”——司马懿精准把握了诸葛亮“稳扎稳打”的作战风格，而诸葛亮也深知司马懿“坚守不出”的防御策略。这种相互预判的僵局，恰恰反映了蜀汉与曹魏的实力差距：蜀汉国力有限，经不起冒险；曹魏根基深厚，拖得起消耗。
郭淮争夺北原的插曲，堪称战术层面的经典案例。郭淮准确预判了诸葛亮试图控制陇道、隔绝关中与凉州联系的战略意图，通过抢先占据北原，成功粉碎了蜀汉的侧翼包抄计划。这一事件印证了“细节决定成败”的军事规律，也说明曹魏在西线的防御体系已相当成熟，蜀汉很难找到突破口。
诸葛亮分兵屯田的举措，是其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以往北伐屡屡因“运粮不继”功败垂成，此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的屯田策略，既是为持久战做准备，也体现了其“民为邦本”的治理理念。“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的记载，不仅展现了蜀军的纪律严明，更反衬出蜀汉在失去荆州后，只能依靠益州一地与曹魏长期抗衡的无奈。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本质上是蜀汉为延续政权合法性而进行的悲壮抗争。
东吴出兵：虎头蛇尾的协同作战
东吴在东线的配合行动，看似声势浩大——孙权亲率十万大军攻合肥新城，陆逊、孙韶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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