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规格就行，先把干活的人放回去，让他们能回家生活。等吴、蜀两国平定了，再慢慢修建也不迟。按照《周礼》，天子的后妃以下一共一百二十人，这已经不少了。我听说现在后宫人数可能比这还多，皇家后代不兴旺，说不定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可以精心挑选一些贤良淑德的女子，凑够规定的人数就行，其他的都送回家，这样也能养精蓄锐，保持内心平静。要是能这样，多子多福的祥瑞说不定就能实现了。”皇帝回复说：“你总是直言进谏，以后有什么想法继续说。”
当时打猎的规定特别严，谁要是在禁地杀了鹿，不但自己要被杀头，财产还要充公，要是有人举报，就能得到丰厚赏赐。高柔又上书说：“这些日子，老百姓要承担各种劳役，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再加上最近又有打猎的禁令，鹿到处乱跑，把庄稼都吃了，到处搞破坏，损失特别大，老百姓就算设了防护，也拦不住。就像荥阳周边，好几百里地，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现在天下人口本来就少，可鹿却越来越多，要是突然有战争，或者赶上灾年，拿什么应对呢？陛下您要是放宽禁令，让老百姓能去捕杀鹿，解除这个禁令，那老百姓可就太高兴了，对大家都有好处。”皇帝还想把北芒山铲平，在上面盖个观景台，能看到孟津。卫尉辛毘劝说道：“天地的本性就是有高有低。现在您要反着来，既不符合自然规律，又耗费人力，老百姓可受不了这么多劳役。要是黄河泛滥，发了洪水，连丘陵都被夷平了，拿什么来抵御洪水呢！”皇帝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三国中后期各方势力的权力更迭与治理困境，从中可提炼出多重历史启示：
权力交接中的人性博弈
蜀汉杨仪的悲剧，本质是权力预期与现实的剧烈冲突。他自恃功高且资历深厚，却因性格“狷狭”被诸葛亮排除在核心继承人选之外。其向费祎发泄的“投魏”言论，暴露了功臣在权力失落时的心理失衡。这揭示出：政治传承不仅考验能力，更看重心性修养，而过度的怨怼往往成为自我毁灭的导火索。
反观曹魏的权力布局，司马懿升任太尉，标志着其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为日后司马氏崛起埋下伏笔。这种看似常规的人事调整，实则是权力结构悄然变化的信号，体现了三国后期士族与皇权博弈的暗流。
治理理念的冲突：民生与功业的平衡
魏明帝曹叡的“大兴土木”与陈群、高柔等大臣的劝谏，形成鲜明对比。曹叡以“王业与宫室并立”为理由，试图效仿萧何营建宫室的“大略”，却忽视了时代背景的差异——汉初萧何建武库、太仓是出于战争急需，而曹叡在“二虏未平”、民力凋敝时造宫殿，显然偏离了民生优先的原则。
陈群的进谏逻辑尤为深刻：他不否认帝王有“营宫室”的权力，却强调“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这种将“君权”与“民本”绑定的思维，正是传统政治智慧的核心。而曹叡最终“少有减省”，虽未彻底停建，却也体现了谏议制度对皇权的有限约束。
制度细节中的治理隐患
魏明帝的两项举措暗藏危机：
后宫制度膨胀：数千宫女与“女尚书”参与政务，既违背“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也易滋生权力滥用。高柔以“圣嗣不昌殆由此”警示，直指过度沉迷内宠对皇权传承的危害。
严苛猎禁反噬：禁猎保鹿却导致鹿群破坏农田，甚至“荥阳左右岁略不收”。这反映出政策脱离实际的典型弊端——看似保护资源，实则损害民生，最终动摇统治根基。
历史对照中的兴亡启示
文中多处以史为鉴：禹“卑宫室恶衣服”、汉祖不满萧何建宫室壮丽、汉明帝纳钟离意谏暂缓建殿，这些案例共同构成“民为邦本”的治理范式。而刘备“多作传舍疲民”被曹操诟病，与曹叡的劳民之举形成镜像，暗示着忽视民生的政权终将失去根基。
整体而言，这段史料如同一面多棱镜，既照见了个体在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也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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